7月29日22时40分，东航客舱部头等舱乘务员经之卿更新了一条朋友圈：“36小时后。”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和3张照片，是她对这趟MU9587/8上海浦东—美国纽约往返航班的小小记录。

由于变异毒株在美国不断蔓延，经之卿抵达纽约的那天，全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新增了53772例，50个州感染病例和住院病例增幅几乎都在扩大。尽管做足了准备，整个飞行过程中经之卿的紧张感还是久久未能消散。

航班不用过夜，飞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过站4个小时，单程飞行时间近14个小时。经之卿在轮班时靠着狭窄的座椅休息了一会儿，几乎没能睡着，反倒是因为头一直侧歪着，她感觉脖子有些刺痛。

摘下手套，经之卿的双手通红，肿得像馒头一样。这是在闷热环境里长时间穿着防护服的过敏反应，她已经习以为常。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她从多次国际航班保障任务中总结出不少经验，其中就包括包中常备防过敏药膏。

台风“烟花”刚刚过境后的上海，空气湿漉漉的，机坪低洼处的积水还未全干。抵达隔离酒店的经之卿心里清楚，不论第二天是不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她都只能在酒店房间里欣赏外面的蓝天白云。

难熬的14天又开始了。

    从此“分别”成了生活的常态

“你还记得第一次飞航班后接受隔离是什么时候吗？”

“去年3月31日，接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回沪。”

记忆回到一年前。满载的波音777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呼啸而起，经之卿面对271名曾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死亡原来离自己这么近。

她是在3月30日下午收到的任务通知。“因为是一个临时航班，经理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回她说‘好的’”。没有犹豫，经之卿答应得很爽快。“我是党员嘛，这种时候党员就应该第一时间去一线！”

当时，凡是执行武汉包机任务的机组成员，已经被要求隔离观察14天，很多同事正在隔离中。经之卿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忐忑不安地向父母解释为什么这次要离家半个月。“去吧，我们支持你！”虽然获得了肯定的答复，但她还是敏锐地捕捉到父母眼里的一丝担心和不舍。彼时，她未曾想到，类似这样的分别会在日后两年成为生活的常态。

出发前，经之卿故作轻松地向父母叮嘱最新的防疫规定和举措，包括进门后先在鞋子表面喷洒稀释过的消毒水，口罩摘掉后要外折扎紧放入垃圾桶，洗手要用流动水……望着门口满满一大箱年初采购回来的防疫用品，她突然感觉自己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仿佛今后也算半个家长了。

她想起过去这3年总是收到爸妈的微信“狂轰滥炸”，苦口婆心地提醒她少吃垃圾食品和外卖，不能熬夜，要早睡早起，而现在终于有机会轮到她来“管着”父母了。“我会每天检查你们出门有没有戴口罩”，语气是半开玩笑式的，但她态度很坚决。

根据统一安排，当天共有20个省市的66支医疗队、7000余名医护人员，在民航局的组织协调下，分别乘坐51架包机从武汉返程。东航从上海等九地派出共计20架飞机，接运3125名医护人员，单日运输量占全民航的40%以上。

这是截至目前民航执行的最大规模医疗队撤离任务。

在志愿者的感谢声中，武汉天河机场犹如涌动的红色海洋。16时12分，英雄们皆已坐定，其中不乏年轻的、稍显稚嫩的医护人员。光线从舷窗外照进来，轻柔地笼罩着他们的脸庞和手里的五星红旗。经之卿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了对家的思念与渴望。

飞回上海的途中，仁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向经之卿讲述了在ICU（重症监护室）近两个月的见闻。她知道，苍白的语言无法形容在真实世界亲历生死的震撼。那一刻，她特别想念在上海家中默默守着电话等自己报平安的父母。

    原来隔离比想象中更煎熬

第一次隔离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在隔离酒店条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东航将她和其他机组人员统一安排在了位于浦东的机组公寓。几天后，经之卿接到公司通知，改为居家隔离。因为需要隔离的一线员工实在太多了，房间住不下。“当时我有点儿担心，回家的话会不会影响父母呢？”她惴惴不安地在家中度过了剩余的隔离日子，好在一切风平浪静。

一个多月后，经之卿执飞了上海往返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因为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欧美多国的防疫形势骤然严峻。“我对这个航班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英国和美国基本上暂停了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直达航班，留学生都选择在阿姆斯特丹、迪拜或者新加坡中转”。可以说，她和同事们的到来，为许多留学生点亮了回国的曙光。

与以往不同，所有乘务员的过夜箱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之后10多天隔离需要的日用品都在里面。经之卿甚至将刺绣材料包装进了箱子，准备在“关禁闭”时用来打发时间。“这大概是有史以来行李箱最重的一次，我记得有个同事的箱杆都被拉断了”。

飞行前，除常规的安全和服务条例外，客舱经理在航前准备会上着重强调了有关疫情防控的注意事项，带领大家把工作要点仔仔细细地捋了一遍。航班的风险等级被评估为中风险，意味着在返程时机组成员穿的不是防护服，而是隔离衣加N95口罩。

“说实话挺害怕的。我们看了一下数据，之前这条航线上的每个航班都有确诊病例，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和小心”。

机组成员在当地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入境意味着更大的感染风险。出于安全考虑，按照规定，他们在当地酒店不可以外出，一日三餐都由酒店管理人员送到房间门口。

想到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经之卿有些不好意思。长年的飞行生活让她懂得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理。她在门口留了张字条聊表谢意。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平淡生活中的举手之劳，但当工作人员再次敲开房门，一个精致的手工蛋糕赫然映入眼帘时，她格外感动。点滴温情消弥了疫情造就的距离鸿沟，令他们彼此都不再那么害怕。

从阿姆斯特丹回来，经之卿经历了完整的14天集中隔离。第1天、第2天、第3天……就算每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时间依旧过得很慢。无聊、焦虑、烦闷、煎熬的情绪喷涌而来，在第一个7天结束时攀上高峰，远比执飞航班的紧绷感更让人难以忍受。

    排班量少了，花的心思却多了

2021年是经之卿飞行生涯的第4年。

起初，她脑海中的空乘是一个能增长见识、增添谈资的职业。刚工作的她，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2019年，她顺利佩戴上代表东航凌燕示范组的徽章，成了一名能参与重要保障任务的“小燕子”。她开始慢慢体会到，原来的认识过于片面，乘务工作远比想象的更加辛苦，她所获得的也远不止谈资这么简单。

她记得第一次保障运送防疫物资的“客改货”包机，她身穿防护服30多个小时“超长待机”。在偌大客舱里的近200个座位上，成箱的货物被垒到了舱顶。为了将物资安全送达，她坚持每10分钟抱着氧气瓶穿越一次“峡谷”，仔细核查货物情况。当她对着空荡荡的客舱一遍遍喷洒消毒液时，她理解了“守住舱门就是守住国门”的深刻含义。

她也记得去年执行昆明至黎巴嫩贝鲁特维和包机任务时，看到她写在防护服上的“加油蓝盔英雄”“欢迎英雄回家”，平日里喊着“流血流汗不流泪”的铁血硬汉们眼眶湿润了。在得知一位因贝鲁特大爆炸而延长任务期、在黎巴嫩工作了长达477天的小战士即将回去参加姐姐的婚礼后，乘务长把悄悄制作的祝福卡片和千纸鹤一并塞进了小战士的包里。下飞机前，小战士向她庄严敬礼，她懂得了“以家人之名，行万里相迎”的重要意义。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经之卿说，“在万米高空中，小小的客舱不仅串联起了时间的转换、空间的跨越、亲情的连接，还有爱的传递。”

现在，经之卿每天都会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通报，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是她最开心的事情。受疫情持续反复影响，客舱餐食和机供品的配发标准瞬息万变，他们总是连夜接到服务流程的更改通知。“可能昨天还是用玻璃杯，今天就换成了塑料杯。旅客经常问为什么上周还有热食供应，这周就没有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解释最新的防疫政策”。经之卿觉得，旅客与空乘之间的联系好像变得更加紧密了。

疫情暴发前，经之卿每月都要执飞3班往返国际航班。随着国际航班锐减，如今她每个月执飞的航班数不足之前的1/3。排班量少了，花的心思却多了。她总是反复问自己：今天我还能为旅客做些什么？戴着口罩露不出微笑，穿上防护服看不清彼此，如何用行动向旅客传递真情，成为她和同事们聚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话题。

一年多的“飞行+隔离”生活，让经之卿学会了坦然面对独处。“现在我会把隔离当作闭关修炼，用来调整作息”。看书、画画、刺绣，垫上毛巾跳绳，与家人聊聊天，甚至打视频电话与一起隔离的同事“云约饭”……原本度日如年的隔离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隔离久了，朋友们也渐渐习惯了她会定期“消失”这件事。“曾碰上心仪的电影上映，我跟闺密约定一起去看。可等隔离结束，电影就下线了”。

经之卿这样形容自己最近的工作：不是正在进行核酸检测，就是在去进行核酸检测的路上。因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升级，刚结束最新一轮隔离的她和同事们被要求每隔两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当被问及执飞下一个国际航班前，有哪些生活上的安排时，她想了想回答说：“这段时间，我想在家多陪陪父母。”（《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胡夕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