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良好的作风是保证航空安全的关键。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强调，要加强民航专业技术队伍尤其是飞行员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将作风建设贯穿于每个民航飞行员的职业生涯中，狠抓队伍能力建设，提升航空安全保障能力。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教师徐建民不仅自己飞行技术过硬、飞行作风扎实，而且从一点一滴做起，潜移默化，持之以恒地为中国民航培养了大批优秀飞行人才。中国民航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像徐建民这样技术精、作风正的飞行人才，为行业安全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春节前，在学院开完最后一个会议，徐建民便从川中重镇广汉匆匆出发，赶往1800公里外的老家泰州。几年前父亲去世，年迈的母亲前些日子摔了一下，这让他格外牵挂。好在，依托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即便成都和泰州之间没有直航航班，但他的回乡路，也就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坐在返乡的航班上，徐建民的情绪格外复杂，除了焦急、兴奋，还有因为自身职业生涯带来的遗憾与欣慰——他是飞行专业出身，却从没有开过大飞机；从概率上说，几乎每一个中国民航的航班上，都有他的学生。徐建民所在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培养民航飞行员的学校。15年前，中国民航在飞的飞行员90%来自于此，即便近些年来飞行员培养渠道已经多元化，但每年进入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中仍有70%以上是由这里培养的。徐建民在这所大学经历过很多岗位，他最喜欢的称呼却是教师。

“我学飞行为人民”

徐建民和飞院的缘分起始于42年前的1976年。军人家庭出身的他那年18岁，报名参军后参加了海军和空军的体检，最终被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校飞行专业录取。徐建民说：“当时完全不知道广汉在哪里。我们从镇江坐了两天多的火车才到成都，然后又乘汽车到了广汉。”

广汉只是飞行学院的总部所在地，飞行学生在总部学完大学公共课和专业理论课后，再分配到远离总部、条件更加艰苦的外地分院学习飞行。徐建民就是在离广汉还要坐一天车的遂宁分院学习飞行的。夏天，遂宁的温度经常高达40摄氏度，晚上睡觉他们都睡在地板上，还要时不时地跑出去用井水冲凉。他们那时学习飞行使用的是初教6飞机，飞机上没有空调，而机坪上的温度很容易就达到50摄氏度，飞行时还要按规定严严实实地戴好飞行帽，背上纯棉的降落伞。

条件艰苦、要求严格，支撑徐建民他们坚持下来，把飞行技术学到手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在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在飞行大队开展的‘人民送我学飞行，我学飞行为人民’的入学教育，它解决了我们为谁学的问题。”徐建民说，老师的教育与作风纪律教育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那批飞行学生有120人，分为两个中队。他至今还记得自己所在中队的指导员对每个学生思想、性格或者工作上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都了解得很细，对每名学生的成长都很关注。除了老师外，学校还注重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每个中队分成两个区队，每个区队再分为3个班，由学生担任副区队长和班长，学生思想、工作和学习上的事情由这些学生负责。徐建民是当时的4班长，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秀，但他还记得指导员对他的一句评定——“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中间游”。也正是指导员的“敲打”，让他从此以后丝毫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1980年，徐建民的绝大多数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民航各航空公司，但他却和另外两位同学被留校任教了。由于在招飞前怀着飞战斗机的梦想，进入十四航校，了解到毕业去向是民航后，他又对开大飞机充满期待，所以当时的他也经历了一段心理波折。“当飞行教师，飞不了大飞机不说，工作条件艰苦，安全风险和压力大，辛辛苦苦从‘零’带飞出一个学生，然后一毕业就去飞设施设备先进、安全性能可靠的大飞机了。”徐建民并不讳言自己最初的想法。

那时候的中飞院还是完全的军事化管理，服从组织安排的意识和此前教师们的言传身教，让徐建民很快就调整好状态，开始了带飞生涯。

飞行教学开始前，徐建民对照工作单做航前检查

1985年从广汉学完理论课后来到遂宁分院的王波，和另外两名同学一道开始跟徐建民学习飞行。这时候他们使用的教练机是运—5。回忆起徐建民带飞的感受，王波说：“第一是认真，第二是严谨。”

徐建民不仅手把手地教技术，而且在带飞过程中，把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讲得非常仔细。在飞行结束后的讲评会上，他更是会把每一个学生存在的问题一条条的讲清楚，然后把怎样改正这些问题讲明白。“我们学飞的时候要戴白色的线手套，在飞航线、转场等从较高的高度下降时，他也会把飞机接过来一下，让我们看一会儿自己的手套，恢复下视力，然后再把飞机交给我们，让我们落地时看地面看得更清楚”。

飞行教学开始之前，飞行教师向飞行学生作“机前指示”(右一为徐建民)

1988年来到遂宁分院学飞的胡振江，对徐建民也有很深的印象。“我们是从广汉坐了12小时的长途车到的遂宁，到了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了。徐建民时任副大队长，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好宿舍后才离开。当时，他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雷厉风行，做事认真细致，而且很自信。”胡振江说，“那时候，徐建民除了晚上查房、早晨盯着学生出操外，也要管飞行、检查学生的学飞情况。”

“当时，我们飞的是运—5飞机，陆空通话使用的是喉头送话器，即用一根绳子绑着一个皮质的送话器放在喉头来发声。有的时候，喉头送话器绑不严实就耷拉下来了。徐建民看到后，就说今天先从教你们怎么绑喉头送话器教起，平时上飞机要有一二三四五，得按程序走。包括坐姿对不对，脚怎么放，手怎么放，耳机怎么带……各方面管理都非常严谨。”而最让人钦佩的是，他不是只要求别人怎么做，而是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胡振江如是说。

技术精 作风正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飞机，中飞院也开始对飞行员培养模式进行重大调整。其中，最大变化莫过于从之前借鉴苏联的一段式培养，到借鉴欧美航空发达国家的三段式培养，即从此前只飞一种机型就可以毕业，到分为初教机、中教机、高教机三个阶段学习飞行。

徐建民在美国派珀公司考察新机型引进工作

为满足中国民航发展对新型飞行人才的需求，中飞院选择遂宁分院为高教机训练的试点单位，但由于受基础条件限制，徐建民当时所在的遂宁分院便从遂宁市整体搬迁到广汉，和中飞院三分院共用一个机场，并临时借用学校飞机修理厂作为飞行训练运行基地。

徐建民在美国派珀公司参加机型改装培训

夏延飞机的采购合同签订后，徐建民和另外10名同事一道被派往美国派珀飞机制造公司进行机型改装学习。与此前他熟练掌握的运—5飞机是后三点的结构不同，被选作中飞院第一批高教机的夏延飞机是前三点结构，飞行改装面临的技术难度大不说，还承载着中飞院教学理念和模式创新的重大期望。

徐建民从第二届中青班毕业时在伦敦与罗·罗公司总裁的合影

和以往更强调一杆两舵的操作型培养不同，飞夏延高教机更看重机组的整体配合，关注驾驶舱资源管理，强调对标准操作流程的遵守。这一来自民航发达国家的培养模式，更适应航空公司运行大飞机对飞行员的需求。到国外，特别是在派珀公司进行改装学习，面临的不仅是语言关，若要想在技术上获得一向严谨的美国教员认可，无疑要付出更多努力。徐建民不仅很快完成改装，并获得美国教员的高度肯定。经他带出来的高教机学生，签字后被美国人认可。

徐建民与同事一起研讨使用夏延飞机实施飞行教学的最佳着陆方式

当时作为高教机教师留校的马建新，至今还记得徐建民带飞他时的一段小故事。一次，徐建民发现他在降落前把落地速度加得比标准稍微大了一些。马建新说，他考虑这样操作，落地的时候会轻一些，飞起来舒服。但徐建民告诉他，必须把落地速度严格控制在标准之内，因为如果换成驾驶大飞机，落地速度这样稍加调整，一飘起来就可能会飞出去几百米。“他说，我们做飞行教师，自己一定要严格遵守标准，只有这样，在带飞学生时才能培养他们良好的规章意识，使之树立扎实的飞行作风。他的技术真是没得说，不仅纠正不足，之后还给我做了个示范，采用他的着陆手法，完全符合标准，落地还更舒服。”马建新说。

徐建民任中飞院广汉分院副院长后，工作重心从直接带飞行学生转移到带分院的整个飞行队伍，工作中的他最常出现的地点是塔台而不是办公室。按飞行训练大纲要求，中飞院的飞行教师带飞学生时，经常会在学校的几所分院之间转场飞行。1992年的一天，刚当飞行教师不久的葛志斌带着学生从新津分院转场到广汉分院，准备返回时遇到了大风天气。是走还是留？当时新津分院有两架飞机转场广汉分院，葛志斌他们一起讨论的结果是沿联络道和跑道连接线，利用大逆风起飞。就在两个机组达成一致时，徐建民来了，他在观察了场地后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否定。徐建民认为，从这个方向起飞要飞越前方一个障碍物，起飞的安全裕度不够，最终葛志斌他们选择了在广汉过夜，第二天再返回新津。

时任民航总局局长的陈光毅，向参加民航第二期中青班学习的徐建民颁发结业证书

“黑脸”的另一面

因为飞行技术过硬，飞行作风扎实，很多没有跟徐建民飞过的中飞院学子也听过他的大名。在他们的印象中，徐建民是不苟言笑，甚至是“黑脸”。

但现实中的徐建民对自己的学生到底是什么样？“在飞机上，我会对他们严厉一些，但我不会打学生。特别生气的时候，我最多也就是把脑袋扯到一边。不过，下来后还是会尽量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徐建民说，他在自己当了飞行教师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老师在平凡的工作背后的伟大和不平常。他不喜欢学生用师傅的称谓叫他，因为师傅给人的感觉都是要留一手的，不全教，而教师则不同，他会努力把自己掌握的全部知识尽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中飞院院长关立欣1983年入校时，曾经和徐建民一起上过两年的理论课。那时候，因为遂宁分院学生少，徐建民作为业务骨干被派回总部进修英语和飞行专业理论。“他和另外一个飞行教师和我们在一个班，他们穿的是空军的服装。一听介绍是飞行教师，第一印象就是由衷地佩服和敬畏”。徐建民不仅对这些师弟们最感兴趣的飞行相关的话题悉心讲解，还带着他们一起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我们班上的文体活动基本都是他来组织，他打篮球和羽毛球，中长跑的成绩也非常好，非常在乎自己的身体。”

王波则表示，只见过一次徐建民发火。王波来分院学习飞行那年，根据学校的安排春节没有放假，他是在徐建民家过的年。“私下里他很活跃，那时候篮球打得好，羽毛球也不赖，下象棋也可以，休息时也和大家一起玩扑克牌”。

虽然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但对于爱“闯祸”的学生，徐建民也不是常板起黑脸。他带过的一位学生现在在航空公司当领导。当年，该学生的精力特别旺盛，飞行技术也掌握得很好，午休时间常出去踢球，校长发现了，每次把徐建民叫过去说一下，徐建民回来也只是喊这个学生别影响别人，赶紧回去午休。

王波毕业留校后，宿舍在徐建民的斜对门，在外人面前，徐建民都称呼他王教员，只有私底下两个人在一起时，才直接喊他的名字。王波回忆起来这段往事时说，自己每次都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但心里对徐老师的敬佩又深了一层。

在徐建民担任绵阳分院院长期间，他敏锐地把握到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的需求量在快速增加，于是便探索性地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大改驾”飞行学生的尝试，结果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航空公司预订一空。

2008年“5．12”抗震救灾期间，徐建民用以老带新的方式，组织指挥民用直升机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李忠粮/摄）

对飞行永不停歇的热爱

谈到亦师亦友的徐建民，关立欣除了敬佩他的飞行技术和作风外，还特别敬重他的职业精神。总飞行师这一岗位最重要的工作是抓飞行技术、飞行安全和飞行教学。最近几年，徐建民因为学校的一些特殊情况，负责了很多和飞行没有直接关联的工作。比如，分管航空油料处、医院（航空医学鉴定中心）和学校的后勤服务总公司等。

徐建民接手这些工作的时候已经过了55岁，接近职业生涯的尾声，但他一没有推诿，二没有放松对工作的要求。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些工作和他之前熟悉的民航工作有相通的地方，比如食品安全也强调抓底线，对一线的调查探访采用“四不一直”的工作方法，等等。

但他实际上的付出要比这多得多。飞院医院院长赵越兴说，他们有时候向徐建民汇报工作，因为时间紧张会使用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词语。汇报完了后，他们有时候会接到徐建民的电话，向他们了解一些专业词汇的具体意思。而通过参加会议、参加培训以及网上自学等多种手段，徐建民很快就拥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为怎么做好具体工作提供一些方向性的思路点拨。

对于飞行专业本身，对于飞行教师这份事业，徐建民也始终在思考。他最先反思的是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管理理念。飞行的时间很短，要把那么多的动作和要领都讲得很清楚，考验的是教师的教学能力。他说，感觉自己飞得不错，但是教的却没有自己想要达到的效果那么好，他这些年也不断地向那些教学出色的教师学习，为他们好的教学方法点赞。抓管理训练和安全工作时，看着是天不亮就早早出去，跑到训练第一线，等到晚上飞机全部归来才自己休息，这样看起来很卖力气，是不是又会把情绪和压力传递给下面，没有给他们留出空间和裕度？

“飞行作风确实很重要，但是对作风的养成也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让飞行员的弦绷得太紧，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潜移默化；要做到持之以恒”。徐建民说，现在的学生最大的特点是自我意识太强。而对于民航行业和飞行过程来说，因自我意识导致的盲目心理，是飞行安全的大敌。怎么样能够让飞行学院长久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徐建民觉得，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现代的办法解决。比如，不要像过去一样理论阶段和飞行阶段各自管理，缺乏连贯性，而是要从飞行学生入学开始，在理论学习阶段就注重作风养成。比如，加强与公司运行规范和运行规则的衔接，让学校和公司在作风养成上形成合力，一以贯之。再比如，在思维上树立安全意识、程序意识、机组意识和情景意识……

随着中飞院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更新型的飞机被引进，其训练规模也已经由40年前的每届100来人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000多人。对于中飞院飞行模式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夏延飞机也早已告别训练飞机行列，徐建民说他争取到了在中飞院飞夏延飞机的最后一班。

徐建民与家人在一起

而今，戏称自己学飞行、教飞行始终没有毕业的徐建民快要“毕业”了。不擅养花种草，耐不下性子钓鱼、打牌的他，会怎样开始他的人生新旅程？在飞行员供不应求的当下，开航校对于行业发展有利，但他觉得这样对不住中飞院。有一个消息说，他会先回到老家，陪伴母亲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四川——他曾经向学校提出申请，“毕业”后去隶属于中飞院的三星通用航空公司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不拿一分钱工资，那里还有他最爱的夏延飞机。（《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许晓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