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新作，对航空业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人，其事，新鲜有趣，读来风清月朗。

詹东新：轻松地叙事，让人轻松地阅读，是我的愿望。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动力飞行以来，航空带给人类的变化天翻地覆。有了航空，曾经遥远的地方不再遥远，曾经荒蛮之地不再荒蛮，那个已知和未知的领域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寻觅。

记者：你的作品里，有许多可爱的人物，有飞行员、乘务员、机务员，也有管制员、气象人员等，个个鲜活。

詹东新：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飞行员和空乘。眼下都在谈川航“5·14”英雄机组的事，我的作品完成在今年4月份以前，里面主人公兰晓天，就是这样一位技术与心理超一流的年轻机长。“万千宠爱于一身”，各种特情、险情跟事先约好似的，都来到他身边：液压失效、机舱失压、遭鸟击、下降过程遭遇风切变……奇异经历练就了他泰山崩于前不改色的冷静，在别人眼中的重重危机，他都能凭高超的技艺，履险如夷地轻松化解。

空中乘务员，人们往往简单的认为就是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主要工作是在万米高空递枕头送咖啡，其实这是缺乏对空乘职业的起码了解，她们可是活跃在空中的特殊知识群体。美国最初的空乘，必须是有护士或医生执照的，25岁以下、体重50公斤以下的女性。我国民国年间的空乘，不少是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名校挑选的女生，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就做过空姐。《马上起飞》这部作品里，描述了以90后“空乘之花”李语柔为代表的一批乘务员的工作和生活，她们在运送维和部队官兵、大洋彼岸撤侨的空中又是怎样的经历。

记者：刚才你说到“特殊群体”，由此想到指挥飞机的管制员，那也是一个特殊群个体吧。

詹东新：看得到的不是核心，看不到的才是核心。外界认为机场塔台是指挥飞机的地方，那没错，但那只是一部分，空管指挥包含了塔台、进近、区域等不同的层面，那是一个十分繁复的系统工程。《马上起飞》通过对管制员沈梦纱、葛尖、马化讯等形象的塑造，将这个神秘的行业开放给读者。顺便说一句，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之光的民族，目前我国的飞行员（包括民航与军航）、管制员在技术、心理上已逐步超越西方。

记者：你的作品，读起来有一种提气、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人说，生活即讽刺。目前的文学界，比如小说，作家们比较喜欢写一些遥远的故事，写上个世纪、写几十年前的事，落脚点也倾向于灰色地带和丑暗面，给人的感觉是社会撕裂，眼前一片漆黑，更有甚者，其作品非黄即暴，似乎普天之下已无净土，运用手段也是亮丑、揭短、讽刺、挖苦、谩骂，那样容易出文章，迎合一些人的逆反心理，搏人眼球，像你这样写现实题材，是不是更为困难？

詹东新：现实并不多是讽刺，人世间还是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在。钱谷融先生说过：“在文学作品中，一切都是从解放人、美化人的理想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他还说：“必须建立起对人的信心。”我在航空业近三十年（主要在上海和华东），曾有幸接触到基地在沪的东方航空、春秋及吉祥航空、上海机场、中国商飞、空管局以及其他航空单位的飞行员、乘务员、管制员、技术保障等一线员工，常常被他们职业深处的所说所为感动着，他们在一个个普通岗位上演绎出的毫不做作的血火情谊、家国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不写出来，就觉得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我自己。亮丑的东西、无病呻吟的东西，写的人已经太多，我就是想寻找人性之美，多挖掘一些美好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记者：9月5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发表了今年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支持项目，你的《马上起飞》排名靠前。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选定的作品必须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品，是彰显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质的优秀作品。《马上起飞》的入选足以说明它就是拥有以上特征的优秀作品。

詹东新：我是60后出生的一代，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高考制度的恢复，从浙江来到上海，来到航空界，几十年来，亲身经历了国家的大发展、大跨越、大变迁，这是任何声音也弯曲和诋毁不了的事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和使命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航空故事。

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也有它的难处，会受到一些限制。这部作品，我原本用一定篇幅回顾了国产客机运10的故事，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能放进去。

记者：你虽然对所在的行业很熟悉，但并非专职写作，听你说，都是朝九晚五之外的业余写作，真的不容易。

詹东新：不容易的事情并非不可能，只要用心去做，就可能将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告诉你个小秘密，我写东西的重点在“一冬一夏”。冬天冷，夏天热，不适合户外活动，我就将两个季节的业余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晚上7点至10点半，加上所有的周末，时间就差不多了。当然，我无法与高产的网络写手相比，他们一天能写出三、五千字，我每晚一般只写1000字左右，周末每天也只能完成4000字，即便是这样的写作速度，只要持之以恒，大半年时间还是可以完成一部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