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刚，现任民航成都电子技术公司副总裁，民航成都物流技术公司董事长。1988年进入中国民航第二研究所，主要从事技术研发、技术管理及项目推广应用工作。自1999年起，作为课题组长、项目负责人，负责民航总局重点科研项目“民航机场旅客行李自动分检系统”课题工作，涉及整个研制、技术攻关、放大试验、产业化推广过程。毛刚负责或参与的研发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9项、相关知识产权26项。

从小就怀揣着工程师的梦想，毛刚没有按照父亲的规划成为一名老师，而是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叩开了梦想的大门。从民航科研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工程师，到精通市场营销的总经理，他见证了民航二所从“吃皇粮”走上“找饭碗”的市场化之路，也亲历了民航科研事业发展的“中国速度”。
从业30年，他与自动行李处理系统结伴同行20载。他和他的团队专注于此，从追赶者变成行业的引领者。他说，这一辈子，干好这一件事，他就心满意足了。

毛刚的父亲是一名老师，姐姐和弟弟也是老师。按照父亲的规划，他本应在四川泸州的某个小镇上教书育人。初中毕业时，出于对工程师的憧憬，他毅然放弃报考泸州师范学校，选择了离家50公里的一所高中。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叩开了梦想的大门。

1988年7月，毛刚进入民航二所工作。在随后的30多年里，从民航科研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工程师，到精通市场营销的总经理，毛刚完成了个人事业的一次次突破，也亲历了民航科研事业发展的“中国速度”。而今，他依然专注于中国自主研发的科研产品，坚持“中国造”，为民航强国建设贡献智慧与心血。

从小就怀揣着工程师的梦想，毛刚没有按照父亲的规划当一名老师，而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图为1986年毛刚（左）和大学同学参观航空博物馆留影。

从业30多年，毛刚与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结伴同行20年，获得了无数荣誉。他说：“这20年就像白驹过隙。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团队抓住机会，专注于这件事，从追赶者变成行业的引领者。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项目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一辈子，干好这一件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工程师的市场“经”

1989年，毛刚参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电脑电视显示系统建设项目。这是他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机场弱电项目，这个项目拉开了民航二所自主研发产品逐步走向市场的序幕。图为毛刚（左一）和老同志在完成第一个机场弱电项目后留影。

大学毕业时，毛刚在众多军工企业和民航二所中选择了后者，正式结缘民航。在他的记忆中，位于新津的民航二所占地十余亩，其间分布着一栋三层办公楼、一个生产车间、两栋家属楼和一栋单身宿舍楼。第一眼看到这些，毛刚很失落。他说：“这与我想象中民航的‘高大上’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然而，随着对行业了解的深入，他意识到，民航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行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民航一定会迎来巨大的发展。

那个时候，民航二所属于事业单位，吃的是“皇粮”，靠事业经费发工资。随着改革浪潮来袭，在民航局逐步缩减事业经费下拨的压力下，民航二所踏上了从“吃皇粮”到“找饭碗”的市场化之路。很快，民航二所举全所之力研发的亚运会记分牌亮相北京亚运会，成为其走上市场化道路的标志性事件。参与其中，毛刚第一次感受到工程师不仅要懂技术，更要懂市场。

1993年，在迁回成都的第4个年头，民航二所市场化改革启幕。一方面，进行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权力与责任对等、责任与待遇挂钩的竞争聘任制度；另一方面，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将原来的研究室运营整合成专业公司经营。随后，民航二所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并迅速在市场竞争中组合、重生。这段看似混乱的岁月，让民航二所和二所人亲历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为后来直面市场奠定了基础。

1993年，毛刚第一次赴西藏参加拉萨机场航班显示系统建设。伴随着严重的高原反应，他坚持完成任务。通过几年工作的摸爬打滚，他从民航二所老同志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体会并传承了民航二所科技工作者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的精神。图为毛刚在项目即将完工时留影。

在此期间，毛刚逐步走上管理岗位，历任民航成都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工程部副经理。在民航科研机构待的时间越长，毛刚越能体会民航科研人员的不易。他坦言：“在民航业，一个好的项目从无到有，从雏形到市场推广，实在太难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也让年轻的他动摇过，想过放弃，想过离开。

有一次，他约朋友去外地调研与民航无关的新项目。出发前，他突然接到电话，怀孕的妻子要生产了。他果断更改行程，赶往医院。这次巧合让毛刚失去了一次离开民航、独自创业的机会。看着襁褓中的儿子，毛刚的心变得格外柔软，也感到无比满足。父亲的角色让他多了一份责任，也让他的内心渐渐成熟起来。待他重新思考事业发展时，离开民航的念头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个年代，偏居西南，毛刚出差的机会并不多。几次去北京，他见识到首都机场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的快捷、便利。这让他上了心。在经过多方调研后，他得知首都机场的行李自动处理系统价值2700万美元。不少人认为，这笔钱存银行吃利息都足以支付人工费，买自动设备太不值了。从与专业人士的沟通中，毛刚了解到，就连国际行李自动处理系统集成商对中国市场的前景也不大看好。面对各方质疑，毛刚骨子里科研人的质疑精神让他陷入沉思。他想，中国发展速度快，各大机场如果都用进口设备，不仅产品成本高，后期维护费用也不少。按照这个思路，他大胆畅想，要是民航二所能提供这样的设备，既能解决其生存问题，也能为行业提供技术支持，那该多好啊！

“奥拓”的逆袭之路

进入21世纪，中国民航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民航二所相继创办了一批科技产业实体，走上了科工贸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其中，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的自主创新之路，无疑是民航二所坚持“中国造”的最佳范本。

1999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毛刚在与民航二所所长交流时谈到了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研究项目。令他惊喜的是，自己的一番话得到了所长的认可，并指示他着手向民航总局报批。

在当年上报计划的最后一天，行李自动处理系统项目立项申请书被送到了民航总局。傍晚时分，返程的毛刚和所长遇上大堵车，一路走走停停，心里格外焦急。北京回成都的航班一天就几班，无法改签。赶不上飞机怎么办？为了赶时间，出租车一抵达机场，他们就跳下车，一路狂奔。最后，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成功登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毛刚依然感觉紧张、激动、心跳加快。他说：“当时我就预感到，今后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的研发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经历很多这样的紧张时刻，但结果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在毛刚的带领下，行李自动处理系统样机于2001年通过民航总局鉴定验收。在民航总局的大力支持下，放大实验落地贵阳机场。在贵阳机场系统真正上线后，分拣口从样机时代的2个增加到10多个，测试中时常出现分错的情况。毛刚和项目组同事通宵达旦反复讨论、改写程序，一个点一个点地查找并解决技术问题。因为熟悉系统，毛刚总是那个提思路、换想法的人。

2001年，行李自动处理系统刚开始在实验室里进行起步研制和测试工作，时任民航总局副局长的杨国庆（左一）就非常关注其进展，专注地听取毛刚（右四）汇报阶段性研究成果。

2004年，重庆机场项目完成后，在行李系统领域拥有老大哥地位的某国外知名集成商的市场总监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民航二所的水平就是一辆奥拓，新加坡的英特隆可以算是帕萨特，我们才是真正的奔驰。”言下之意，民航二所实力太弱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毛刚严肃地说：“技术水平的确有待提高。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可以攻关。这是科研人所擅长的。但市场问题解决不了，又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会更让人沮丧。作为行业的研发队伍，有民航局的支持，我们信心满满。为早日闯出一条行业科研成果产业化之路，我们必须坚持走下去。”

为占领市场，毛刚的团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拿下过几个项目。为求发展，他们曾与某世界五百强企业谈过合作，一度达成共同成立完全对等控制的合资公司的意向，但最终因“限制合资公司只能承接年旅客吞吐量2000万人次以下机场的业务”被毛刚拒绝。当时，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的机场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毛刚意识到，一方面，中国民航发展快，要是年旅客吞吐量超2000万人次的机场多起来，未来能做的市场就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一旦成立合资公司，民航二所会失去民航行业的支持，这是一家诞生于民航科研机构的公司不能接受的。

2007年底，在贴钱干活、做着小项目的艰难时刻，毛刚再一次主政，从主抓技术转为全面管理，挑起了公司发展的重担。为突破业绩瓶颈，在民航二所的支持下，公司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中标青岛项目。但是，由于成本太低，工程品质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这让毛刚感到遗憾，更让他深刻反思。很快，他提出：“没有品质就没有生存空间。不能一味地以低价取胜，必须用新的思路和方法解决市场问题，以技术能力、技术水平参与市场竞争。接下来的天津项目采用集中安检模式，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做好技术突破工作，提升产品品质，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2010年，毛刚（左二）和民航二所领导及同事一起前往俄罗斯参观考察，了解国外技术装备的现状并寻找市场机会，探讨“走出去”的大战略，随后几年民航二所提出了业务转型的三大战略，“走出去”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造成就引领者

2011年夏天，距离天津项目二期标书最后装订还有两天，正在海南三亚开会的毛刚接到了一通电话。“你好。我们无法向贵公司供应分拣机，无法提供授权书。”

“为什么？可以给一个理由吗？”

……

挂掉电话，毛刚拨通了另一家分拣机供应商的电话。当天，他就从海南三亚飞往云南昆明，拿到了分拣机供应授权书。毛刚说：“虽然我们提前一年就签订了分拣机供货意向协议，但在一个多月前，我就觉得对方态度蹊跷，一直不提供正式授权书。所以，我提前准备了预案，确保项目招标的顺利进行。”

问题解决了，但毛刚的心里却埋下一根刺——没有核心技术分拣机，被卡脖子的事还会经常发生。掌握核心技术，彻底摆脱国外厂家的制约，势在必行！此后，毛刚和他的团队加快解决资金、技术问题，极力推动项目进程。2013年，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版分拣机样机出炉，并取得民航局许可。

事实上，在取得许可之前，分拣机样机研发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一次，甘肃兰州机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到基地参观，表达了寻求新技术在兰州机场进行试点的意愿。陪同参观的毛刚临时决定邀请指挥长参观分拣机测试样机。得知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即将通过验收，指挥长真诚地表示：“你只要敢到我们机场试用，我就敢用你的东西。支持国产新技术、新产品，我们义不容辞！”这既是对国产设备的认可，更是对毛刚和他的团队最大的鼓励。就这样，分拣机找到了第一个东家。

2017年8月29日，采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托盘分拣机、兼容RFID的行李条码识别技术、可视化辅助分拣系统、自助行李托运设备、行李再确认等众多新技术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行李自动处理系统正式投入使用。为确保项目成功，毛刚和项目工程师在现场通宵值守。

十年磨一剑，百炼方成钢。从贵阳、重庆项目放大实验，到天津项目集成能力强大，再到兰州项目和重庆机场3号航站楼使用自主生产的分拣机，民航二所具备了完善的行李自动处理系统技术能力，逐步成为国内外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的引领者。

面对北京新机场项目，毛刚表示：“经过前期磨炼，我们的技术完备，管理规范，已经不怕任何竞争对手了。然而，我们依然担心机场建设方对民族工业产品不了解，缺乏信心。”最终，北京新机场给予了这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足够的信任，接纳民航二所公平参与竞标。在激烈的竞争中，民航二所以完备的技术方案、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成功中标北京新机场项目。

经过20多年的努力，行李自动处理系统终于站上了最高舞台。在许多人眼里，毛刚很难再有像突破北京新机场项目这样的机会，但对毛刚来说，这已经无足轻重。他的目光早已聚焦到了更前沿的项目研发上。

2018年，毛刚参加中美民航ACP EMDT第13期项目培训。他通过两个月的学习与考察，深刻体会到中美民航的管理差异和技术差距。作为民航科技工作者，他更加感觉到建设民航强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图为美国联邦航空局、美国贸发署、ACP项目部负责人为毛刚（右二）颁发结业证书。(以上图片均由毛刚提供）

自2004年起，毛刚在研发行李自动处理系统时就开始跟踪、研究射频识别技术（RFID），以实现行李全程追踪。经过10多年的潜心磨砺，该技术目前已成功在重庆机场3号航站楼全线投入使用，将行李综合识别率由之前传统光学识别的约90%提高到99.7%，并将在北京新机场再次应用。同时，首都机场也已经局部采用这一技术进行测试验证。随着包括成都天府新机场在内的更多机场上线RFID，行李全程追踪有望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

毛刚大胆设想：“未来二三十年，机场行李输送装置和值机柜台将消失，行李系统将通过一系列智能技术的运用发生颠覆性改变。”为此，毛刚心里的一粒粒种子——行李目的地编码小车、高速独立运载系统、自助引导小车等项目——正经历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浇灌、培育，等待着结出灿烂果实的那一天。（《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何丹）

寄梦蓝天

作为一名民航科研工作者，为行业发展助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能从政策层面鼓励使用自主创新产品。只有有人用了，自主创新产品才能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性能。

——毛刚

本文刊登在9月24日《中国民航报》第四版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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