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核爆炸”到中法通航
2016-11-22 14:07:00 来源：《中国民航报》 T 大T 小
为避开国际新闻界的视线，法国对外宣称，富尔此次访问纯系私人性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中国方面非常清楚富尔此次来访的使命和真实意图，答应了富尔的来访请求。周恩来总理批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富尔就同周恩来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短暂的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进入到实质性内容。富尔提出：此次访华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他还拿出了戴高乐将军给他的亲笔信，并当场把授权信全文念了一遍。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双方讨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法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上。此前，法国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是同台湾保持着关系。富尔此次来华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富尔表示，戴高乐没有授权他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想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中法建交后，法国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人，降低级别？
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总理决不迁就和退让，他对富尔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表现的结果。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在双方都了解了各自的想法和立场后，第一次会谈告一段落。三天后，富尔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1973年9月7日，法航巴黎至北京航线正式投入运营，9月8日，法航班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图片由法国航空公司提供。
会谈一开始，富尔就先入为主，提出了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和延期承认3个对华建交方案。富尔强调，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他表示，法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中方显然不能接受法方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模糊态度。而富尔死守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中法建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双方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下一次会谈。第二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游览了几天。等他们再次回到北京时，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方已经研究好了如何摆脱法台问题的对策，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
新方案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但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是以内部默契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用中法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对于这样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合情合理的方案，富尔觉得难以提出任何异议。经过双方对建交方案措辞的反复推敲之后，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恩来和富尔分别在建交方案上签字。
关于中法建交的实质性谈判至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履行完了他的秘密使命。为了避人耳目，富尔在回国途中并未按原计划路线，而是取道昆明飞仰光。他在法国驻缅甸使馆撰写了给戴高乐的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连同建交方案由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
戴高乐同意了这份建交方案。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洽谈建交的具体事宜。这样，在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
戴高乐为了给中法建交更添声色，决定亲自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公之于众，以期起到轰动效应。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了有千余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并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个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的东西方大国，突破意识形态的界限建立外交交系，无疑是世界外交史上的“核爆炸”，轰动整个国际社会。中法建交，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典范，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工作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成为全球外交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伟大开端。
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建交问题，一向动摇不定的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
责任编辑：张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