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学勇:我是祖国的升旗手

 

吉学勇,1966年生,现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总飞行师,执飞过波音737、波音747-400、空客A330和空客A340等多种机型,累计安全飞行30000多小时。2008年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利比亚和埃及撤侨、尼泊尔地震救援,都有他的身影。2011年获第7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之“飞行精英奖”,201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里,有一位飞行员执飞过“奥运圣火号”,参与过数次撤离海外受困中国公民任务,运送过地震救援队、维和部队。祖国的召唤就是他飞翔的指令。他说,他驾驶着载有国旗的飞机在全世界的各个机场起降,每一次起飞,就像国旗在各个机场冉冉升起……

2011年初春,北非城市利比亚,内乱引发的武装冲突蔓延全境,数万中国同胞受困。

2月24日凌晨,一架喷绘着五星红旗的民航客机出现在地中海上空。机长指令打开所有舷窗的遮光板,亮起舱内所有灯,显露出民用航空器所有标志。

“报告,现在机外的气温为零下23摄氏度,机场地面风速为40节,短时有大雨……”

这在平时是不能降落的危险风速。机长冷静地说:“地面给的降落时间有限,我们做好着陆准备。”

机组坚定准确地对准了机场跑道,迎风稳健地降落在跑道上。当刚脱离跑道,正要松口气时,“不好!前面的跑道上有个庞大的移动物!”机组人员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飞机的左侧。只见一个方形的物体在大风的吹动下,朝飞机的左侧缓慢地翻滚过来……

“是个集装箱!”

机长指令注意观察,缓慢滑行。在全体机组成员的密切配合下,滑行的机身尽量靠向右侧滑行道边,机身几乎贴着停下来的集装箱,安全滑过。

这架飞机的到来,燃起了苦守机场数日的中国同胞的希望:“祖国来接我们回家啦!”而这位为受困同胞开辟天路的英雄机长就是时任国航飞行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吉学勇,他的故事要从35年前说起……

(王泽民 摄)

 

【121人的轰炸机班,只留下了23人】

1983年2月的一个夜晚,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的烽火无线电厂子弟中学,高二的学生们还在上晚自习,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大红纸。

“部队来‘选飞’了,男生都要报名,大家自己把名字写在这张红纸上”。

此时,一位身高178厘米却只有50公斤重的男生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在红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吉学勇。

这个17岁的少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不假思索的签名将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吉学勇在三兄弟里排行老二。从小他就立志,父母工厂“顶职”的机会要留给哥哥和弟弟,而自己要靠能力走出去。但他没想到,身材瘦弱的他,却成了学校里唯一被选中的学生,被送到了长春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

这所学校是为空军培养战斗机飞行员作准备的,学校的宗旨就是把学生炼成真正的军人。每天早上的10公里跑雷打不动。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人跑着跑着身上直冒汗,就得一件一件脱去棉服、绒衣、衬衫,最后剩下滑冰毛线帽,“这是不敢脱的,因为怕把耳朵冻掉”。短距离跑更让人受不了,400米、800米跑不达标,就要再加两次400米、800米跑……如此反复加码。体能在下降,难度却在加大。多少人因为训练超出了自身极限,只好半途而废。

除了训练之外,学生还是学校建设的主力军。种树、挖地窖、养猪、采石头……什么都干。

就说种树这件事吧,在暖和的地方没啥稀奇的,可在东北就不一样了。初春时节,冬意未褪,还是天寒地冻的,学员们就得去挖坑了。土地经过一个冬天都冻得瓷实得很,学员们每种一棵树,都要先花好几天时间在坚硬如铁的冰疙瘩上凿出一个坑——要先凿出一个洞,然后等太阳把洞周围晒化了,再继续凿……

这是一张1983年吉学勇在训练学习期间摆拍的照片。那时候,相机是贵重物品。如果学生想拍照,需要在课余时间去军人服务部花钱把相机租借出来再拍照。

 

航校的生活异常艰苦。即使冬天训练回来想洗一洗浑身的汗,也只能用盆接着冰凉的自来水往身上泼;伙食以高粱米居多,偶尔有一次食堂准备了白面馒头,就能把学员们乐得两个馒头捏在一起往嘴里送。“我一次能吃9个馒头!我们班最多的能吃13个”。

战士都是百炼成钢。11个月的打磨,1800多名学生最后所剩无几。吉学勇所在的轰炸机班有121个人,只留下了23个。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与他同批的人里还有航天英雄杨利伟。

1984年4月,吉学勇走进了空军哈尔滨第一飞行学校,开始正式学习飞行。当他还在盘算着将来可能被分到哪个部队时,时代又在悄然发生变化。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举重若轻地伸出一个指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手上功夫都是飞出来的】

可以说,是裁军的政策促成了吉学勇和民航结缘。

1987年建军节一过,刚毕业的吉学勇拿着转业证和800元转业费,就到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报到了,成为总队200多名飞行员中的一员。在离校时,吉学勇的带飞师傅与他开玩笑:“民航待遇好啊!航班上都配中华烟,你要是抽不完,记得给我留点儿。”

民航北京管理局培训中心曾有一个巨大的沙盘和波音707模拟机,模拟机上的视景摄像头指向沙盘,并可以根据驾驶杆操作转动。飞行员在模拟机里的视角画面都是摄像头拍摄沙盘再投射出来的。就是这架模拟机,让吉学勇实现了从驾驶苏制飞机向美制飞机的转变,从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变成了一名民航飞行员。

不过,想飞上真飞机可没那么容易。在适应波音707模拟机后,吉学勇要改装波音737。他没想到,航班还没飞,他先走出了国门——

日本大阪,先进的全日空培训基地,让头一次出国的吉学勇眼花缭乱。在吃饭时,吉学勇拿起一个鸡蛋,往桌子上一磕准备剥皮。“哗啦——”全散了。“怎么是生的啊?”“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鸡蛋是让人拌饭的”。

40天训练后回国,依然不能自己飞,只能跟班。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吉学勇只能在驾驶舱后座打杂。机长说“烧锅炉去”,他就乖乖地去给飞机加油了。

越是不让碰,越是心痒难耐。终于,吉学勇熬到了可以坐到右座。一碰驾驶盘,他的内心就抑制不住得激动。副驾驶被规定只有离地10000英尺以上才能操纵飞机。只要达到高度,吉学勇就迫不及待地请示“现在可以断开驾驶仪吗”。获得允许后,飞机就掌控在他手中,操纵飞机的感觉让他不知道累……就在日复一日的驾驶中,吉学勇练就了出色的手上功夫。

1991年,他终于成为波音737机长教员,这一机型一飞就是9年。

在这9年里,吉学勇重拾自己学习英语的爱好。他看到同事手里的英航英语学习教材,就迫不及待地借来,用手抄书和录磁带的方式完成了专业英语学习。

在这9年里,中国民航的空中管制还处在程序管制阶段,吉学勇常因落后的欧米茄导航信号易受干扰而烦恼。他还不知道,国际民航组织已在1980年提出了“未来区域导航系统”(FANS)的概念,基于通信、导航、监视和空管等新技术应用的新航行系统正在铺开。

【拎起包,就可以飞到世界任何角落】

1997年,吉学勇改装空客A340机型。就在这段时间,他逐渐从西方的专业文献中认识了FANS。这么一套全新的航行技术让他既无法想象,又充满憧憬:“如果能在退休之前应用这么先进的技术,那该多好啊!”

没想到,愿望还没实现,打击却先来了。1999年前后,中国民航运力增加过快,导致供大于求。航空公司不得不缩减运力,国航的空客A340飞机被租出去了。

于是,没有飞机飞,吉学勇“下岗”了。在后来整整一年时间里,吉学勇能干的活儿就是在波音747驾驶舱里当报务员。一位机长驾驶不了飞机,就好像战士拿不了枪、老师上不了讲台,个中滋味着实不好受。

神奇的是,这段暗淡的岁月在吉学勇的记忆中却闪耀着幸福的光华。“我当报务员飞欧美航线,对着话筒不停地说,刚好练英语口语”。

“2000年以后,我觉得生活越来越好了”。原来,幸福的感觉来自家庭,这一年他的宝贝儿子出生了。吉学勇和爱人1993年结婚,却一直不敢要孩子,困扰他们的问题就是房子:夫妻俩在总队18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蜗居了很多年。1997年,单位终于在北京望京给他分了一套105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望京可不像现在这么热闹繁华,一到晚上黑乎乎的”。

这一年,他还顺利当上了波音747-400机长,开始驾驶波音宽体机飞往世界各大洲。

有一次,大队选派他到加拿大埃德蒙顿的区域管制中心参观学习,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管制员们悠闲地边喝咖啡边指挥,屏幕上居然可以显示几千公里以外的飞机活动,北美洲上空全是密密麻麻的飞机。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新技术应用给飞行带来的变化。

吉学勇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行业前沿知识,了解全世界的飞行要求、管制特点。“有了那段时间的积累,我后来才可以说,拎起包,就可以飞到世界任何角落”。

【真实的“战狼”不需要喝彩】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2006年国航飞行总队开始引进空客A330机型,曾经飞过空客A340的吉学勇就成为改装的最佳人选。

两年后,赶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他迎来了职业生涯中一个重大考验——执飞“奥运圣火号”。

奥运火炬接力境外传递路线需要穿越诸多空中危险区、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要绕过10多个未建交国家的领空。十几个不眠之夜,吉学勇和同事们将80多个机场名称、国家所属、四字码、三字码等所有数据及分析结果汇总成册,再通过复杂的航路图,按照火炬接力境外传递城市的顺序,像串针线似地串起来。

3月29日10时,“奥运圣火号”飞机从北京起飞前往希腊雅典;4月30日13时59分,在香港落地。历时33天,“奥运圣火号”的环球飞行创下了许多世界民航之最,吉学勇也成了有名的“奥运圣火号”机长。从那时起,只要是执行重大紧急任务,都少不了吉学勇的身影。

在电影《战狼2》里有一幕经典画面,在救援时,工厂经理让中国人和非洲人分开站,男主角冷锋站出来喊了一句“妇女儿童先上,男的跟我走”。全场掌声雷动。

其实,现实中真正的“战狼”才没有那么煽情。

2011年2月23日1时,正在值班的吉学勇接到了执飞赴利比亚撤离中国公民首架包机的任务。拿起手机,接通各个队员,只有简单一句话:“6时到岗,有任务。”这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撤离海外受困中国公民行动的序幕。

本应10多天完成的航前准备缩短到了几个小时。23日17时15分,在还未拿到两个国家领空飞越权的情况下,吉学勇驾驶国航CA060包机“强行”起飞了。

在飞行中,拥有从埃及开罗撤离中国公民包机经验的吉学勇意识到,让首架包机发挥最大作用,需要提前做好组织工作。于是,他接通卫星电话,紧急联络外交部,建议先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候机。“让大老爷们儿留在那里等待后续包机,万一武装分子打过来,还能抄起家伙拼一拼。如果留下妇女儿童,他们可怎么办?”

在回程航班上,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吉学勇欣慰地看到,客舱里坐满了妇女、孩子和老人。他永远都忘不了他们的眼神,疲惫又激动,惊恐又兴奋。

“感谢祖国,感谢政府!祖国万岁!”

如今的吉学勇已成为国航飞行总队总飞行师。飞行31年,飞行超过30000小时,这在世界民航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当年憧憬可以用上FANS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

去年,参与录制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吉学勇在片中说:“作为一名机长,我曾驾驶着载有国旗的飞机在全世界的100多个机场上起降过。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就像一名升旗手,每一次起飞,就像升旗仪式一样,机身上的五星红旗都在各个机场上空冉冉升起。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程凌)

 

1984年,在空军哈尔滨第一飞行学校理论训练处,吉学勇完成了航空理论的学习,结业后将进入飞行团正式开始学习飞行。

1987年,从飞行学校毕业后,吉学勇转业来到民航,被分到了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图为1988年吉学勇在首都机场骑自行车。他身后就是首都机场T1航站楼。

上世纪90年代初,吉学勇成为波音737机长,他走出国门,逐渐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图为1990年吉学勇在德国法兰克福。

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国航飞行总队承担了奥运火炬传递的任务。吉学勇与申建明共同成为“奥运圣火号”专机机长,从雅典运载圣火火种到北京。图为两位机长在“奥运圣火号”驾驶舱里合影。 戚恒 摄

在赴利比亚撤离中国公民的任务中,时任国航第一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吉学勇担任首架包机机长,36个小时不眠不休,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接回223名受困同胞,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图为吉学勇在民航局举办的表彰大会上作发言。

吉学勇参与录制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吉学勇提供)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航报》6月4日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