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北岛推出两本散文随笔外，作为当代诗歌主要流派的“朦胧派”诗人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近日，“朦胧诗五将”之一舒婷的最新散文集《真水无香》推出，以《致橡树》、《惠安女子》等诗歌闻名全国的舒婷首次以散文的形式对故土与人生进行了全面的盘点与梳理。
　　妈妈的味道
　　我相信人类在幼年期，最先启动鼻子功能的应当是母亲的气息，就像母兽的气味之于幼兽，那是准确无误的坐标，意味着安全、温饱和抚爱。
　　1975年8月那个盛夏，我在鼓浪屿45号的“闺房”里晾晒整理衣物，拽出妈妈留下的红丝巾，心疼地看到它有些褪色了。把鼻子埋进去闻了闻，只剩下樟脑木箱的霸道气味。怅怅然回到书桌前，我断断续续写下：“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生怕浣洗使它失去你特有的温馨。”
　　我回望一眼妈妈的遗照，她的额发有一小撮是翘的，我总是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想代她抚平。
　　都说照片不及妈妈生前的美丽，但那忧郁的微笑、温柔的嘴角和若有所思的凝视，正是妈妈留给我最后定格的印象。
　　记忆中最动人的笑容莫过于妈妈的嫣然一笑，这就是童年时代的最高奖赏。仿佛我在普通话比赛中的侥幸获奖，我在校际歌咏大会的昂然领唱，成绩通知单上的“红彤彤”（当然，如果不是“全优”的话，我会千方百计藏起来），仅仅是为了获得妈妈那短暂的展颜莞尔。
　　每个亲情笃至的儿女都能在自己母亲的脸上汲取这种光辉，因而身心透亮，豁然开朗。
　　妈妈的皮肤极好，雪白粉嫩，脖子细腻，臂膀光鲜。除了一瓶珍惜使用的雅霜外，妈妈有时会从蛋壳里蘸一点点蛋清，涂在眼角。鸡蛋是外公专享的下酒菜，妈妈在革命年代自创的护肤用品是最低成本的下脚料。
　　舅舅的婚礼上，妈妈用旧旗袍改制了一件高领掐腰、对襟盘扣的蓝底红花夹袄，穿在略显丰腴的身上，满座宾客讶然注目，回头率要多高有多高。妈妈心里不无得意，回家路上，带着我和妹妹拐进照相馆，合影一张4寸大相片。对这次心血来潮的奢侈，妈妈解释说：我们很久没有给爸爸寄照片了。
　　36岁那年，妈妈要在工作单位的国庆晚会上演唱民歌《十送红军》。她为自己设计裁剪了一件紧袖斜襟圆裾的藕荷色薄衫。我和妹妹坐台下捧场，却张大嘴巴忘记鼓掌。之后，不断有同事、邻居来借这件短衫去赴宴或演出，但是她们后来都沮丧地承认：谁也穿不出妈妈的味道。
　　有谁能说清楚母亲的味道是什么？如果一定要形容，用个不太贴切的比喻吧，我的妈妈类似薄荷，淡绿、清凉，还有一丝中药的苦涩。
　　星星和月亮在一起
　　古人把婚姻定义为终身大事，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对女性而言。
　　是不是爱情令未满18岁的妈妈抛弃学业匆匆嫁人？现在追溯起来有些迷茫。生长在大家族里，性情格格不入的妈妈，肯定希望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已从财经学校毕业且就职于大银行的爸爸，处世老练成熟，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使妈妈在婚后的日子里即使说不上完全的幸福，却一定安宁快乐。
　　新婚的快乐时光里，他们的第三者是巴尔扎克与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夹峙在两个枕头之间。爸爸说，他更喜欢《蜀山剑侠传》，可是为了翻越书山抵达妈妈的趣味，他背念那些长长的外国姓名真是把舌头练劈叉了。良好的家政教育，使得妈妈能对照外国画报裁剪时髦裙装，却不耐烦锁扣眼和缝边。妈妈会做几样拿手好菜，厦门炒米粉、菠萝鸡和罗宋汤，却不喜欢剖鱼洗碗刷锅。热衷烹调的爸爸不但全面进驻厨房，连拖地板与绗被套这些活儿也自觉自愿包揽。
　　封建礼数周全的奶奶对此十分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表面上，体弱多病的爷爷是一家之主，但是大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却是作为长子的爸爸。为避免矛盾，阅历丰富的爸爸明白，只有保证两人世界的独立，才是对娇妻的最好保护。因此婚后爸爸设法调离厦门，到百把里路外的漳州银行供职。
　　解除家法管制后，妈妈在银行宿舍的小平屋里，日高三竿才起床，越发无限度地手不释卷与贪恋酸梅，因为哥哥很快就要出生了。
　　长子长孙的出生使爷爷奶奶欢喜不迭，立刻设香案谢天谢地谢老祖宗。难产把不足19岁的妈妈撕裂得死去活来，产后长期住院，没有能力哺乳。哥哥名正言顺被接管，从此由奶奶抚养至成人。
　　如果不是政治风暴，爸爸的理想说不定真能实现：至少有4个，最好是8个孩子，吃饭热闹一桌，出行满满一车。
　　逢年过节，我们一家从漳州坐小火轮回厦门。爸爸怀抱妹妹，哥哥看顾大件小袋礼品。淘气的我上蹿下跳花样百出，几乎爬到爸爸的脑瓜上。妈妈只是坐在一边低头静静看书。旁人指着妈妈对爸爸耳语：你这个大女儿是前妻生的吧？
　　母爱如水，我的杯子却空了！
　　通常用来表彰中国女性的那些形容词，几乎很难套在妈妈身上。
　　妈妈不能吃苦耐劳，并非她不愿。从小娇生惯养，高度近视加神经衰弱，虽然主观很努力，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最典型的是下放福建长汀时：挑担翻进沟里，割稻割伤手指，脱谷粒则因稻芒过敏而全身浮肿呼吸困难，送到公社医院急救。醒过来后妈妈焦灼地问：“我干什么好啊？”通情达理的乡民便让妈妈到晒谷场撵鸡轰鸭。妈妈那样恪尽职守，连天上的老鸦都赶得呱呱乱叫。
　　妈妈不知勤俭节约。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让她苦恼，但没有教会她精于计算，更不屑于贪小便宜。也是困难时期，海外老同学知道妹妹患了急性肺炎，邮寄来成桶饼干奶粉，妈妈却一一转送给正患肺结核的舅舅。漳州老邻居每来家求助，妈妈都要塞钱，最后一次，妈妈把自己的棉袄都送掉了。整个冬天，妈妈嘴唇哆嗦，两手抱肩，安慰我们说不冷不冷。“文革”初期，怕被抄家，妈妈挖出最后一对钻石耳环，大清早带我们到银行门口排队。估价800元，妈妈喜形于色。撬开后却说有瑕疵，只能卖80元。妈妈的心情一落千丈，还是打起精神到绿岛饭店，为我姊妹俩各点了半份西餐，每客一元两角钱。妈妈自己要了一角五分钱的奶油冰激凌，盛在高脚玻璃盅里，光芒四射哪。
　　妈妈谈不上聪明、有才智。有点幼稚，有点率直，明白时冰雪剔透，糊涂时简直无可救药。我插队时，妈妈听信传言，与大队干部搞好关系，有利于知青的安排工作。遂先节衣缩食，然后红焖一头7斤肥鸭，三指宽的鲜带鱼煎炸成段，虾干鱿鱼片等等，打成行李。请假3天，乘一天火车转半天长途汽车，步行10个小时，到上杭深山里来。她睡我的床，摸到床头有本新借的《平格尔奇遇记》，彻夜掌灯读起来。第二天中午摆酒席请客，妈妈也不下厨，饭桌上只肯心不在焉露脸15分钟。晚上大队回请，村长、大队长轮流敲门，我们隔着门板呼叫，妈妈推说头痛坚决不开门应酬。她完全忘记此行初衷，直至在朋友给的限期里，把那本小说抢读完。
　　妈妈并不艰苦朴素。她常说贫穷不等于平庸，富裕不等于奢侈。工资菲薄，仍然费尽心思打扮我和妹妹。用外婆的华丽红线呢旧台布，给妹妹裁了件带穗子的喇叭裙，剩下的布头拼成小坎肩，人见人爱。妈妈还拆了她的咖啡色华达呢大衣，给我设计小外套。班级联欢、学校晚会，同学都来借去做行头，演女特务。总之，原来母亲的那些旧旗袍，好看的被面，窗帘布，甚至爸爸的大手帕，都一一在我们的身上开过童装博览会。
　　我常为病中的妈妈朗读小说和诗篇。听累了，妈妈就要我唱个歌。家族中本有不少声乐高手，无论他们怎样引导，我始终没学会用气声。因此拿捏不准，只会可着嗓门使劲，几乎把屋盖掀走。邻居们都受不了我的鬼哭狼嚎，妈妈微笑着叹息：这样的声音多么天真啊！
　　“无论风往哪边吹，都不能带去我的歌声吗？妈妈！”
　　《真水无香》，舒婷 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