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离南京大屠杀整整70周年，在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位国际友人曾经在中国的集中营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他——一位英国的奥运冠军，生于中国，葬在中国；一位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却饱受战争颠沛，被囚禁于日军集中营。这个人，名叫埃里克·利迪尔（Eric Liddell）。人们记住他，不仅仅因为他赢得了金牌，打破了世界纪录，更因为他有着了不起的经历和人格。像利迪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遗忘的。就在最近，山东影视中心正在拍摄一部反映利迪尔和潍县集中营（位于潍坊市第二中学校园内）的纪录片。摄制组专程前往利迪尔的家乡苏格兰，以及他就读的爱丁堡大学。当来自中国的摄制组叩开那些健在老人的家门时，他们无不惊讶而喜悦，无不敞开心扉，将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苦难、哀伤和深情缓缓道来。
　　不速之客到潍坊
　　2007年8月10日，山东潍坊市刚下了骤雨，一位不速之客从青岛匆匆赶来。他就是刚在北京参加了奥运会一周年倒计时活动的赛蒙·克雷格先生，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也是2008年英国奥林匹克代表团团长。据说他是在官方安排之外，临时改变行程，甚至在青岛下飞机后包了一辆出租车一路赶来的。
　　那么这样一位贵客，为什么特意挤出访华的宝贵时间，不辞劳顿地专程来到山东腹地的一座中等城市呢？
　　午后，仍下着细雨，在当地官员和闻讯而来的记者簇拥下，赛蒙·克雷格先生打着伞来到位于虞河西岸的乐道广场。这位带着标准英国绅士气质的克雷格先生，腰板挺直地走过树间小径，神情凝重。大家一同转过弯去，前面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座石碑，上刻雕像。克雷格先生等人走上前去，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座碑是为了纪念二战中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的各国侨民而建的。黑色大理石碑壁上，按姓氏字母镌刻了人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滞留在中国长江以北的欧美敌对国人士全部扣留，拘押至胶济铁路线上的潍县，将原来由教会兴建的乐道院改成了关押地。现在这座纪念碑所处的地方就是当时集中营的一部分。从这个位置再向里走，看到两座老式欧派建筑和一块空地，这是尚存不多的原乐道院遗址。在靠南的一侧又有一尊较小的石碑，用苏格兰运来的花岗岩制成，上面刻着一位苏格兰民族英雄的名字：埃里克·利迪尔。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姓名是李爱锐。他就葬在这块土地上，去世的时间是集中营获得解放前的6个月——1945年2月21日。
　　赛蒙·克雷格先生郑重地将一个精致的花圈摆放到碑座上，然后他转过身，对在场的人们说了如下的话：
　　在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利迪尔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前几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就想到利迪尔的纪念馆看一看，当我来到他的纪念碑前，感到非常激动。利迪尔活着时能够激励人们，我相信，即使在今天，他的精神也同样激励着我们。我也读过有关这座集中营的书，非常感动的是，这些人即使在监禁中，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他们在困境中相互鼓励。
　　利迪尔是1924年参加的巴黎奥运会，当时他并没有预料到一定会赢得金牌，只是想通过奥运会认识更多的朋友，但结果是他都做到了，成为苏格兰的英雄。我想他的友谊精神会在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被怀念。
　　明年的奥运会，对举办国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同样对其他参与国家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英国的体育代表团有时间来潍坊，参观利迪尔的纪念碑，我相信他的精神对青年人会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乐道院成集中营
　　我们不妨将时间推至一个多世纪前。早在1882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牧师狄乐播偕夫人来到山东潍县（现潍坊市寒亭区）传教，在当地教友的协助下，在老潍县东关外买地建立乐道院，由教堂、学堂、诊所组成。1900年6月，潍县义和团烧了这座乐道院。
　　1902年，又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10万两白银，重新在潍县县城恢复并扩建了乐道院。充足的资金，使其得到较大改观，成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山东总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和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都曾随父母居住在此。院子里建起了医院、学校等比较完备的设施，并陆续住进了许多中国人。
　　二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为防止众多日侨在美国本土活动，美国政府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6万多日本人，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区，与外界隔断联系。日本为报复美国，从1941年底开始，在中国全境搜捕所有盟国人士，全部强行收管。因潍县靠近胶济铁路，加之乐道院场地较大，美国人比较集中，于是日军将集中营选在了这里。
　　在占领乐道院的时候，被日军驱赶的不仅是附近的中国居民，连中国医生护士、教师及其他雇工也都一律被驱逐。半天时间里，偌大的乐道院里已经几乎见不到中国人了。当天，一个写着“敌国人民生活所”（简称C.A.C）的牌子挂在了原来的门口。日军如此迅速地“应变”，足见其无论是偷袭珍珠港，还是建立集中营，都早有预谋。
　　据亲历者回忆，一进大门，是一条布满烟尘的炭灰路，称为“大马路”。前后共有2000多人被塞进杂乱破烂的房屋里，监舍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床与床之间相隔不过一英尺。
　　一批又一批从各地抓到的盟国侨民被送到这里监禁，其中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辅仁大学教师恒安石（后任美国驻华大使），还有烟台侨民子女学校芝罘学校的327名学生。而正在天津教书的前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也在其中。
　　真实故事催生《火的战车》
　　利迪尔的父亲詹姆士和母亲玛莉是英国教会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于1899年10月在上海结婚，先后到了内外蒙古及山东等地，结婚次年即遇上义和团事件。就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1902年1月16日，利迪尔出生在天津。他5岁时，被送返老家苏格兰接受教育，1920年考入爱丁堡大学科技学专业。
　　大学期间，利迪尔进入橄榄球队，成为队内头号主力。当时，英国体育界一位知名教练麦格查建议利迪尔改行，专攻田径。利迪尔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位教练慧眼识珠。1923年，利迪尔在英格兰赢得400米冠军。报纸评价说：“那是真正属于20世纪的赛跑。”尽管利迪尔抬头挺胸的跑步姿势无人苟同，但是他那来自苏格兰高地的晕眩速度令人倾倒。
　　1924年7月11日星期五，在巴黎举行的第8届奥运会上，利迪尔和其他运动员一一握手，然后经过抽签，他站到了最外围的一条跑道，位置虽不理想，但当发令枪响起，利迪尔飞速奔跑，很快就将其他选手甩在后面，在场的观众不禁惊呼：他就像是狂人在奔跑！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1982年拍摄的电影《火的战车》，该片获得当年的4项奥斯卡奖。它是根据埃里克·利迪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不过据一位熟悉利迪尔生平的人士写道，他放弃在礼拜日参加比赛一事，不像电影所说，是在赴巴黎登船临时才得悉100米赛跑定在礼拜日，他就当场宣布放弃。若真如此，有点不近人情，又不负责任。事实上他知道赛程的消息，是早在年初，那时作为虔诚教徒的他向教练表示“不愿在礼拜日赛跑”，结果就连英国王室成员出面，也未能使他改变。后来还是另一位英国运动员将自己的400米参赛资格让给了他，教练虽然失望，但是尊重了利迪尔的意见，改由他跑400米，因为他在这个项目也颇具潜力。100米赛跑则由亚伯拉罕代替，幸亏亚伯拉罕也不负众望，获得100米金牌。
　　此外，利迪尔在参加400米赛跑的前几天，先获得200米铜牌，但英国人并不高兴，仍怪他放弃100米赛跑那件事，人们根本没有看好他会破世界纪录，赢得400金牌。按电影的描述，教练在他参赛前，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经文：“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但一本传记书上所记的是另一句经文：“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这似乎更符合利迪尔的本意。
　　放弃荣耀去教书
　　利迪尔创造的47秒6的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而那届奥运会上的传奇发生后的次年（1925）夏天，他放弃了自己在西方可以得到的各种荣誉和待遇，回到他出生的中国，在天津新学中学（现17中）当上一名教师。
　　 利迪尔承担高中理工科的教学。每次讲完课，他从不率先离开教室，而是礼貌地让学生们先走。走下讲台时，如果还有学生在教室里，他便坐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谈。利迪尔对待教学负责而仔细，即便仅有一个学生听不懂，他都会重讲一遍。一次，一个学生因自行车坏了，迟到了几分钟。利迪尔问明情况后，将几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他深受学生的欢迎，每次上课，总有其他班的学生溜进教室来听课，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教导处不得不出面干涉。
　　1928年，尽管利迪尔已长年疏于训练，但依然接到邀请，参加在大连举行的国际运动会，在这次激烈程度近似于奥运会的角逐中，他凭借扎实的功底，获得200米和400米金牌。
　　比赛当天，利迪尔急欲返津授课，但返回的轮船下午3时起航，而比赛要到2时45分才结束。轮船一周仅一班，若不及时返津，就要延误一周的课时。他租了一辆出租车，让其停在运动场的跑道终点附近，并提前装上行李。比赛一结束，利迪尔径直跑向出租车，但到达码头时，为时已晚，轮船刚刚起锚。只见他急速地跑到离船最近的岸边，将行李抛上船，随后，倒退几步，全力起跑，飞身跳上轮船的尾部。站在船舷的乘客们瞠目结舌。此时，他还穿着运动服。
　　1934年3月，利迪尔与佛罗伦斯在天津结婚。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利迪尔却坚持留在他眷恋的中国。1941年5月他将妻儿送往加拿大多伦多，而他自己在此后被日军拘捕，关到了潍县集中营。
　　回国机会给了别人
　　“潍县集中营的生活，是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亲历者麦理迪斯回忆。也许最能体现不屈不挠精神的是利迪尔。麦理迪斯第一次见到利迪尔是在到达集中营后不久，当时他正与原北京语言研究院院长海耶斯博士站在一起。“你知道那是谁吗？”海耶斯指着一个从路上走过来的人问。这个人穿着宽松的短裤和运动衫。“他就是埃里克·利迪尔。”海耶斯说，“奥运会400米冠军，并且拒绝在礼拜天比赛。”利迪尔当时40岁出头，仍步伐矫健，微笑中透露着自信和希望，这在当时忧郁的气氛中，让人感到很亲切。
　　亲历者马西说：“他好像与每个人都能相处。当然，他的名人身份令他在任何谈话中深受欢迎，但更重要的是，他谦逊、自然的气质令他与每一个遇到的人相处得很好。每个人都把他当作朋友。”
　　其实利迪尔的痛苦并不比别人轻，妻儿远在加拿大，自己的头部常常剧烈疼痛进而呕吐，但他一心关心别人、安慰别人。他会主动做一些别人不愿干的事，打扫厕所，打制煤球，等等。如果集中营的孩子们把球棒弄断了，他就会动手把它们修好。他在营中，常常教人唱一首圣诗《我灵镇静》，他如一盏明灯给大家带来勇气。
　　他经常帮助年轻人组织各种活动，特别是体育运动。每个礼拜六，孩子们都会被组织起来练篮球、曲棍球和足球，活动的主持人当然就是这位奥运会冠军“艾瑞叔叔”。戴爱美女士回忆说：“我们的球拍坏了，就找‘艾瑞叔叔’。他用床单撕剪下来的布条捆扎妥当，外加修整，宛如新品。”
　　在集中营的那段日子，他为孩子们举办运动会，本来他不赞成在礼拜日比赛，但少年们硬要在这天举行曲棍球赛，因为没有裁判而搞得混乱不堪，他不忍心让少年们失望，破例在这天的比赛中担任了裁判。
　　16岁的女孩戴丝，喜欢化学。她希望获得自由后报考牛津大学化学系，利迪尔便成了她的义务教师。当时，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化学课本，利迪尔凭借自己超凡的记忆力，编写出一本化学教科书，所有的方程式和化学实验都记录在这个小本子上。后来，数十个年轻人主动提出，让利迪尔当他们的老师。因为没有桌椅，“上课”时，利迪尔站着，学生们就坐在木箱和衣柜上。
　　在越来越难熬的日子里，突然传来盟国要与日本分批交换战俘的消息。关乎生死的首批交换名单出来了，美国人的名单中有德高望重的赫士博士（华北神学院院长，已年近90），而英国人的名单中有埃里克·利迪尔，据说他是由丘吉尔首相亲点的。他们的获释本是顺理成章，但这两位高尚的人，“艾瑞叔叔”和赫士博士都毅然拒绝了交换，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不相信他会倒下
　　在集中营极端压抑的生活中，利迪尔经常头部疼痛，但他没有向日本人求助，也没有告诉难友。1945年2月初，利迪尔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给学生们上课，事后大家才知道他病了。就在去世前几天的晚上，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前往集中营的陈尸所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
　　2月20日，也就是“艾瑞叔叔”临终前的一天，他还和同学们在棒球场上交谈，谁也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病痛。第二天上午，“艾瑞叔叔”的脑瘤夺去了他盛年的生命。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突然离世。噩耗震撼了整个集中营，因为在这些被囚的侨民心中，利迪尔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倒下的人。难友们自发组织起来为利迪尔举行葬礼，学生们组成了仪仗队，朋友们争着为他送行，连有的日本看守也加入其中。
　　因为条件受限，利迪尔去世后，遗体被放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棺材里。难友们在他的墓旁竖起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找不到油漆，也没有带颜色的笔，他们只能用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他的名字。
　　住在旧金山的一位美国老太太回忆说：“在他的葬礼上，人们都哭了。我们那些孩子在集中营里非常寂寞，是他整天跟我们在一起，教我们如何寻找快乐，如何与人相处。”
　　利迪尔在加拿大的妻子佛罗伦斯直到两个多月后的5月2日才得知噩耗，她伤痛得不想活下去。等到二战后，英国国内方才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新闻报道称：“苏格兰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子弟，他一生中的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
　　其实直到今天，孩子们的“艾瑞叔叔”，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乐观正直的人，并没有离开中国。在他的纪念碑上，正面碑文写着：“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
　　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潍坊的集中营史料陈列馆中，保存着一张难得的照片，取景是一块玉米地，晴空万里，一顶顶绽放的降落伞在空中排出有序的队列。注明的拍摄时间是：1945年8月17日。
　　然而，热爱自由热爱生命的利迪尔没有等到这一天。或许，他的在天之灵已经看到了。
　　当时的小女孩儿戴爱美，在半个多世纪后这样动情地回忆——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下午的天气热不可挡，集中营里的老师决定提前停课。那天戴爱美刚患上腹泻，正躺在医院里一张用箱子拼凑成的“床铺”上。之前，大人们已经开始私下议论日本投降的消息。但是，集中营的日军主管闭口不言，对发问也不肯答复。
　　忽然，戴爱美隐约听见飞机的嗡嗡声，由远而近。她想，上帝啊，这不可能。但她分明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小姑娘连忙起身，从行李箱上跳起来，直扑窗前，仰头向外望去，她看到一架巨型飞机在集中营上空盘旋，缓缓降低高度。飞机飞得越来越低，低得好像伸手就可以碰到。这时，机身上的美国国旗清晰可见！戴爱美感觉到飞机里的人在向下面挥手，眼看着飞机要掠过集中营，银色的腹部哗地裂开，一只只降落伞像散花一样摇晃着徐徐下降。小姑娘惊呆了。
　　她向门外跑去，她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看到飞机的，她想第一个赶到集中营大门口。但是当她拼命跑出去时，发现所有的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出来了，人们不顾一切地奔跑向大门，日军看守则呆立在一旁。大家都像发了疯，哭着，喊着，跳着，拥抱着。男人们脱下衬衫，向天空挥舞，因为飞机正在天空盘旋，空投救援物资。
　　人群带着戴爱美像潮水一般往外涌，小小的她觉得自己双脚几乎不用着地了。人们猛地把集中营大门撞开，尽管旁边就是日本守卫，手中握着枪。她顺着人浪的方向望去，只见7名全副武装的美军伞兵正站立在玉米地里！衣衫褴褛、身形枯槁却又如痴如醉的集中营难友们，不顾自己赤着脚，争相跑去将这7名美军伞兵抬起来，扛在肩上，凯旋一般地迈进曾经有那么多苦难的集中营。
　　突然，有音乐从一座小土丘上传来，喧闹的集中营顿时安静下来，原来集中营自组的乐队早有准备。小小的乐队奏响了美、苏、中、英四个战胜国的国歌。年轻的美军少校从人们的肩上跳下来，立正敬礼。一个年轻的长号手扑倒在地，痛哭失声，因为他知道，他们大家都知道：自由啦！
　　记者手记
　　利迪尔在集中营最后的日子，曾经用诗文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感慨：“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将有所不同。”
　　当笔者和摄制组一起踏上英国，来到那些健在的老人家里，发现处处充溢着中国情结，他们的墙上挂着潍坊风筝，他们用中国茶具给远来的客人沏上普洱茶；恰好在中秋节那天，让来访者在英国乡村的别墅里尝到了正宗的广式月饼。老人们会用依稀记得的普通话说，他们的故乡在中国。只可惜访谈的时间太有限了。他们当中，有的就是利迪尔当年在集中营教育过的孩子，他们仍旧深情地称他“艾瑞叔叔”。
　　面对着来自遥远中国的晚辈，当新一届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时候，这些真挚而热情的老人总会特别地强调，他们怀念的利迪尔就是一位生在中国，并永远留在中国的奥运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