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将军杨虎城的传奇军事生涯中，曾有过三次离开所部出走的经历，其原因各异，结果亦不相同。
　　
　　表愧疚避居渭北
　　1926年，为勃然兴起的大革命所恐怖，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便携起手来，企图集中力量消灭广东革命政府。他们首先向北方的国民军发动攻击，委派直系将领刘镇华为陕甘剿匪总司令，率部相继打败了时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省省长的岳维峻所部及前往增援的时任国民军第二军系统陕西军务督办的李云龙所部之一部分，使李落荒逃回西安，而刘却得以在豫西聚集镇蒿军旧部并收编土匪红枪会等，组成一支号称十万之众的部队，夺潼关，占关中，迅速向西安挺进。刚刚回到三原和临潼一带，正拟出兵潼关，应援岳部的时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的杨虎城闻悉此情后，遂决定改变战略。他派先头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4月16日抢先进入西安，他本人及其卫队等也于两天后抵达，与正处于守弃之间徘徊状态的李云龙余部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近5000人马会合。一个月后，西安即陷入刘部的铁壁合围之中，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当时，刘部围攻西安的兵力约有7万人，且在后勤物资和武器弹药等方面还能不断地得到吴佩孚和阎锡山的补给，而西安城内的守军尚不足万人。在兵力如此悬殊的危急形势下，杨虎城毫不畏缩，积极应战：一是取消国民军第二、三军的番号，将守军及其城外策应部队统编为下辖有四个师的陕军，并拥戴李云龙为陕军总司令，自己甘居配角任副总司令，然后划片包干、分区布防，使所部与李云龙部、卫定一部和城外的田玉洁部切实做到了统一指挥、团结对敌，无形中加强了城防力量；二是借助于城内各革命进步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参与配合防守，宣传鼓舞士气，并扼制敌方的离间、诱降等破坏活动；三是整肃军纪，稳定秩序，以缓和军民之间因粮食匮乏等而产生的矛盾。因此，杨虎城等人顽强固守西安达8个月之久，有效地钳制了北洋军阀的一部分兵力，策应了北伐革命战争。直至11月28日，在冯玉祥、于右任领导的国民军联军的大力援助下，才里应外合，大败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之围。
　　但西安保卫战也代价惨重，死伤军民近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系饿死者，使往昔繁盛的街市尸骨满目、瓦砾遍布，哀丧之声不绝于耳。这种凄惨景象再加上个别别有用心者的肆意攻击，让杨虎城愧疚不已、痛苦万分，便于12月初悄然离开所部，避居于渭北富平、三原一带的友人家中，以示向西安军民引咎辞职之意。他说：“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实际上等于废物，以这样的废物而勉强完成坚守西安的政治任务，已经算最高限度地发挥了作用，到这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
　　后于右任相继两次写信，恳请杨回来，冯玉祥也多次派人催杨速归。于是，杨虎城便于次年2月返归西安，在冯等人的竭诚规劝下，他方始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一职，并很快率部开往北伐前线。
　　
　　为起义外出游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即公开支持蒋介石，撤换清理了其部属中帮助工作的一批共产党人。由于杨虎城拒不执行冯的“清党”命令，不仅保护了第十军中的共产党员，而且使在国民军联军其他部队中无法继续立足的魏野畴、南汉宸和蒋听松等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前来投奔。
　　随后，国民军联军在直鲁联军的秋季大反攻中受挫西撤，而杨虎城却因其容纳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而处于孤立无援、进退无据的困境。他积极采纳魏野畴等人的建议，率部辗转败退至皖北太和，并在此对部队进行了休整：一是调整人事，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以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处长等，进一步加强了与共产党的合作；二是筹办了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政治指导员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该校学员主要来源于部队基层干部中的进步军官和地方上的革命知识青年，进而充实了革命力量，初步达到了改造第十军的目的。第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充分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整顿了其中的中共党组织，建立了以魏野畴为书记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使党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到近200人，同时组建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等各种组织。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以曾晓渊、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人为核心的中共皖北特别委员会，曾晓渊、魏野畴先后任特委书记。
　　与共产党人长期的密切接触与合作，使杨虎城深受其影响，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不仅几乎做到了对魏、南等共产党员放手使用，而且进一步向其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甚至还曾几次要求将第十军逐步改编为工农红军。但适值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以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左”倾指导思想主宰全党，魏、南等人将杨的申请和要求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转达后，却未获批准。但上级省委仍要求皖北特委执行关于动员杨率部起义，然后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原定计划。
　　遵照指示，皖北特委与杨虎城数度磋商后，均未能达成一致。原因是杨既不愿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起义，又认为其时机尚未成熟。为了顾全与共产党的合作大局，避免其留在军中影响起义大计，杨便向特委表示自己可离部出走。
　　自第十军进驻太和以来，在皖北特委领导下的兵运、农运工作蓬勃开展，声势浩大，让当地几支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和地方豪绅感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他们便伺机准备反扑，同时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求镇压。南京方面遂以劳军为名，派反共大同盟的韩振声携款2万元来到皖北，试图乘机离间杨虎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将杨拉入蒋介石麾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督促杨清除其部属中的所有共产党人。其时杨正在亳州，韩即前往会见。通过到处侦察，当韩了解到自己的同乡、以前曾一道随冯去过苏联的南汉宸就在杨手下供职时，便以解决第十军的编制经费等为砝码，诱使杨将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抓起来押送南京，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杨虎城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你我都和汉宸是朋友，而你和他的朋友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然后，杨即暗中告知魏野畴，要南暂时躲避。为了把韩引开，使起义顺利进行，杨与特委几位负责人商量后，便决定假意答应韩邀他去面见蒋介石的要求，由自己随韩去南京。
　　杨虎城走后，由于第十军的党组织中出了叛徒，供出了该部中的共产党员名单，致使他们已无法继续存身。迫于压力，代管该部全面工作的时任军参谋长的孙蔚如只得按照杨临行前的嘱托，给该部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分别发给路费，然后押送至豫皖交界处释放出境。
　　在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下，皖北暴动很快失败了。由于第十军内部矛盾重重，其中的保守势力公开表示了对杨的不满，使一直在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杨虎城不便返回部队，加之陕军将领岳维峻、田玉洁等正酝酿着联合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事宜，他们千方百计拉杨入伙。杨既无意于反冯，又不好自外于这些靖国军时期的战友。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杨只好远避日本。
　　
　　去军职出洋考察
　　随着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白热化，名义上隶属于冯系集团的第十军便成为蒋、冯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在蒋、冯电报不断催促等情况下，杨虎城于1928年11月回国，就任由第十军整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蒋、冯关系完全破裂后，杨即离冯附蒋，所部被蒋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陆军第十七师、第十七路军，并卷入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在倒冯中有功，杨于1930年10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同时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所部进驻西安。
　　就职后，杨虎城不经请示即释放了一批主要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在押政治犯，又置蒋的阻挠于不顾，重用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省府内担任要职，并继续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杨又积极赞同并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发表的有关联合国内各个党派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主导，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的“三位一体”的西北合作抗日的政治格局，也无疑加剧了杨虎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以及全国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爱国抗日热情的感染下，张、杨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随即通电全国，颁布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迅速采取了军事、政治和对外联络的九条措施，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请到西安，共商大计。经过各方的协同努力，终于逼迫被留置在西安的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
　　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国民党中央军开进西安，东北军被调离陕西、甘肃，杨虎城也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以及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职务，并出国考察。
　　1937年6月29日，是杨虎城出行的日子。此前的一天晚上，他在上海的临时住所对前来送行的第十七路军有关将领发表指示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捉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杨虎城将军没有料到，这次出洋竟成为他与第十七路军的永诀，而他那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亦随之付诸东流，并遗恨千古了。（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