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辞世的当天，邓颖超即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最后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头把骨灰撒北京　　热爱首都一片情
　　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
　　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那时北京给他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一年之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与他的战友马骏、张若茗等一起到北京总统府前请愿，留下了他们“大闹天安门”的足迹。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27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他还曾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连新华门前那对无名的石狮子能“活”到今天，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他在重病期间，还乘上施工用的电吊车登上北京饭店的顶部，实地观察北京饭店究竟建多高才适宜。在首都，他还亲自参与处理了建国初期的“高饶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会见了许多中外元首和政府首脑，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留有他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呼号的余音，那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他关切着北京市民的用水，关注着北京街头的整洁，也关心着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使周恩来与首都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二把骨灰撒密云　难忘治水为人民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是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一个是水利。”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他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并亲自率领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
　　在这几座水库中，密云水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1958年6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陪同下来到密云县，先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阎振峰的情况汇报。中午，他顾不上休息，又领着一班人马来到潮白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当年一位现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总理下车后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来到规划中的潮白河坝址，他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经过约两个月的充分准备，这座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在9月1日顺利开工。
　　每当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就地指导施工。在工地上，周恩来还谆谆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绝对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周恩来还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坐落在北京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洒出大量的水来，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门起步闹革命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1913年春，周恩来随四伯父周贻赓来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假之后考入仿欧美风格办学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他也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他还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伴侣邓颖超。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1928年12月，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模样前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儿。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给三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了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1910年他12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个字幅放置于车前。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４个字。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乳名就雀跃地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后，周贻谦严肃批评了周恩来：“宣统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还要闹革命！你们是‘革’谁的命啊？”周恩来一边感激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用孙中山的遗言回答说：“三伯，中山先生临终前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现在的蒋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如果让他长期独裁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啊！”周贻谦听了沉默无语，良久才说：“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了。只是山高水远，前途多艰，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呀！”
　　四把骨灰撒滨州　亲山亲水报母亲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周恩来生前曾无数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怀念。无论是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还是留学日本时记下的念娘日记，无不充满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周恩来12岁离家，从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未能再回故乡一趟。“母亲坟前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他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祖国也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母亲，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周恩来生前曾说过：“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1997年笔者在访谈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位部长罗青长时，他告诉笔者：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一层含意，那就是他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去。周恩来一生十分关心台湾同胞，一直祈盼着祖国能早日统一。
　　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最后的一点骨灰也撒向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而奏出了周恩来人生观的千古绝唱：亲山亲水归大地，生生不灭为人民。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