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4岁的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在前不久发生的暴风雪中遭遇车祸，多处骨折。同行者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却屡遭冷遇，警车绕道走、“120”见死不救。最终，刘明明命丧狂风暴雪之中……（3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冷漠，又是冷漠！“120以”“雪太大”为由不出车，110则以“已告巡警”搪塞，过路的警察因“要接领导”将已经装上车的伤者赶下，而诊所里的人则将伤者拽出门，更多过路的车辆“绕着走”……这一幕幕不约而同的冷漠令人颤抖、不安、难以释怀。
　　不论是“120”、“110”，还是过路的警车、诊所，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农民工刘明明的死，他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律中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要有两种，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不作为，就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有条件实施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行为。显然，“120”、诊所作为医疗部门，有“救死扶伤”天职，而“110”、警车在“救人”上也负有职务上的义务，但他们最后都选择了冷漠和拒绝，如果调查发现刘明明的死亡与这些人的冷漠存在因果关系，这就是一种不作为，一种违法犯罪！
　　冷漠也是一种犯罪，这并非危言耸听。《德国刑法典》第323条就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西班牙刑法典》也强调：“对于无依无靠，且情况至为危险严重，如果施予救助对自己或第三者并无危险，但不施予救助，应处以长期监禁，并课以西币5000至10000元之罚金。”类似的条款在西方法刑法典中随处可见。
　　德国之所以对冷漠者施以重刑，是因为他们深知，热情、爱心、责任感和勇敢，是维系一个健康、正常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今天国民的冷漠，或许就是明天国家的灾难。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当他们屠杀犹太人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屠杀基督徒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作声了。
　　瑞士学者托马斯·弗莱纳说得好，“无数冷漠的、不准备为人类尊严和人权而站出来的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那些冷漠的人担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计，他们构成了为独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动者铺下的红地毯的表层。”
　　或许有人会认为，把怯懦和冷漠当作一种犯罪，这种道德入法不值得提倡。事实上，通过刑法等法律来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是近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要使民众“行善若性然”，就必须使一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只有这样，才能让国民习惯成自然地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同类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