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因为我天生喜欢写，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做平常的工作。”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里这么说。他有幸生在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天生又有不写便无以存活的执著。相信现实里有很多人也不愿意，但又不得已地做着许多庸碌寻常的工作。
　　当然，“生性喜欢”只是创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帕慕克为自己的书写立了不下20种理由，除了热爱他所生长的伊斯坦布尔与归属的民族文化，很多理由是属于非创作理念的感性诉求，比如：因为愤怒生气，因为害怕被遗忘，因为喜欢被人阅读，甚至是喜欢浮世虚名，享受声名所带来的好处……真诚坦率，道出了一个写作人各种可能的内心面向。
　　10年的写作之后，帕慕克依旧怀疑：继续这样下去，是否应该放弃？在将自己的全部生活与精力全数投入写作之后，他无法停止焦虑和绝望，在不断的对抗与挣扎中，害怕将来有一天必须承认失败，屈从于这种不安，而放弃小说的写作。
　　所有写作者恐怕都难免有这样的焦虑与不安，都面对着环境与市场压力的疑惑与信心的动摇。早年有媒体访问一位诗人，很世俗地问他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将选择怎样的人生。诗人也很实际地回答：“先要有工作，再要结婚，然后才做诗人。”只是，有了工作又结了婚，生活恐怕就陷落在柴米油盐中了！
　　但是，并非所有创作者都必须在孤苦落魄中历练灵魂，帕慕克后来发现“很多杰出的作家是在众人围绕的温馨家庭生活中书写，在热络缤纷的交际应酬中创作”。
　　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乡下”的地方，帕慕克很早便自觉地知道了自己所在环境的无法自足与缺憾，和父亲当年提着皮箱远走巴黎一样，他的心向往另一个远方，以为那里才是世界的中心，权力之所在。这是所有边陲作家恐怕都难以避免的先天局限，文学世界主要还是操纵在英语书写的国家。
　　然而，“人都是相似的，当作家将自己经年累月地关闭在一个房间里，以这样的姿态表达单一的人性，就显示了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人性，是跨越障碍与局限的桥梁，那也是所有伟大作品具有的共通性。“真正文学的起点，是从作家把自己与自己的书籍一起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的，从这里进入自身的探索。”无论你的心里是一座灵山或断背山，写作绝对是“一个人的圣经”，一个人依赖自己的信仰、踽踽独行的寂寞路途，不论有没有人阅读，会不会被人记忆，也不论你是什么种族、国籍，以及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