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城，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两会”前，他的父亲因病去世，然而，更让他心痛的，还有在医院81天陪护经历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护士要三番两次才能请动，护理总是把工作推给没有经验的护工，为应付上级检查清早将陪护、家属“请出”达7小时……这些亲身经历让常城委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沉重地呼唤着：中国的白求恩，你在哪里？人民的好医生，你在哪里？（《重庆晚报》3月11日）
　　一个医学院或卫校毕业的医生或护士，他一定会知道医学教材扉页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这是现代医院人员的行为准则。可是，在媒体上，我们却常会看到“医生见死不救”、“医院将病人弃之不管”的新闻，至于“冷漠”、“爱理不理”、“不负责任”更是司空见惯。一不小心，如今，“医患矛盾”已成了十大社会矛盾之一。
　　“医患关系”是“高烧”不退，许多专家、社会名流相继为此把脉，有人说要搞一搞职业道德教育，有人说应该加强监督，还有人认为是法律缺失，最后，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市场经济”。然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早已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所必须拥有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中的不道德倾向似乎也不是市场的错。
　　还记得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医生王雪原吗？他曾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医务工作者付出多，回报少，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太脆弱，于是，“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医德问题”其实是医疗体制问题。医院其实也存在严重的“泛行政化”，一个科室的主任，除了正常的工资，他一个月的灰色收入，据说至少在一万元以上。而更多没有实权的执业医生，即使你在医科大学读了五六年，平均月合法收入也不过两三千元。很显然，在这里面，存在一个庞大的、非法的医疗市场，它存在于“权力”的基础之上，存在于“信息不对称”的角色环境之中。
　　医生与法官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现代社会，法官作为司法过程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他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然而，他们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同样，一个医生，仅有好的医术是不能称为好医生的，病人需要好的医术，更需要好的医德。法官的良知从何而来？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才是保障法官良知强有力的后盾。相比之下，医生的医德也是如此。医生应该是仁德、博爱、良心的象征，而良好的医德医风的形成，需要教育的深入，更需要制度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