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每年被盗自行车近400万辆，其中电动自行车是70多万辆，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为严厉打击盗窃自行车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等6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都署开展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公安部要求逐步建立自行车购销实名制，即在自行车销售环节实行实名制，明确自行车购车人的“所有权”（3月1日新华社）。
　　自行车被盗的切身经历，相信对许多读者以及坊间民众来说，都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如果说没有丢过几辆自行车，简直是不可思议。虽然心有怨言，但是坊间民众很少有人在丢了自行车之后，选择付诸于“公力救济”。自认倒霉、忍气吞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
　　既然大多数人深受其害，按说，坊间对于国家6部委联合开展的“专项行动”，应该是拍手称快才是。但是，我们看到，公众对于此行动大多不以为然，不抱希望，甚至是冷嘲热讽。这其中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大件”；二是盗窃自行车在坊间和世俗生活中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公力救济”对于这一普遍现象，除非是采取非常规手段，否则只能是光打雷不下雨，难以寄予厚望。或者说，由于一种长期的不作为，公众对于某些公力救济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尤其是在自行车盗窃这一已经如此“稀松平常”的事情上。
　　而实际上，近年来，在坊间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公共管理部门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盗窃自行车这一不良社会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公共管理困难甚至已经被学界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包括“自行车难题”在内的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的存在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这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成为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
　　但是，在这个“自行车难题”的破解上我们可以看到，依然选择了“实名制”这一手段。而事实上，所谓自行车购销“实名制”以及自行车生产企业编号与原来的打钢印做法并无实质区别。而且，最近以来“实名制”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的一把“万能钥匙”，比如最近引起广泛讨论的手机实名制、博客实名制、买火车票实名制等。这种实名制万能主义倾向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制度性偷懒，其现实意义也难以乐观。现在自行车盗窃也搬出了“实名制”这个杀手锏，而且是在在坊间和公众在已经对于实名制出现反感和审美疲劳之际，因此这次专项行动的前景和预期自然也不很“感冒”。
　　总之，一个小小的自行车盗窃治理问题，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却事关民生利益。“自行车难题”告诉我们：反思在政府规制行为中如何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等问题，是包括治理自行车盗窃问题在内的所有关涉民生利益和公共治理问题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说，要破解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要走出“自行车生态怪圈”，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治理手段和智慧，而不仅仅是哗众取宠的所谓“实名制”和一个专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