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谁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西部情结？
　　1949年7月，我从陕甘宁边区延安大学毕业，那时我才19岁，心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美丽的梦想，就在我沉浸在诸多幻想中的时候，蓦地又想起了前些日子老校长李敷仁同志在赴西安接收前夕曾约我在延河漫步时的情景，这是在延安时我同他的第三次散步。也就是在这次河畔倾心中老校长满怀深情地送给了我两句话：“为人类工作，对历史负责。”后来它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他的爱女李荷丽同志，也是我延安大学的同学，很喜欢她父亲送给我的这句话，这位才女还特意恭录了老校长对我的这番叮嘱（见相片）。多少年来每当我重温这句话的时候，都深切地感受到那是老校长用心锤炼出来的嘱咐，难怪它有千斤之重。我从延大毕业后，正值新中国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那时当然没有外交部，其时领导外交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帅是组长，副组长为王炳南同志，他是老校长李敷仁同志的多年好友，是他把我介绍给炳公，从此又开始了我同炳公40年来不间断的忘年友谊，直至今日我同炳公健在的夫人姚大姐依然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正是这两位关中好汉——李敷仁和王炳南，他们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像细雨润物般地在我的身上打下了烙印。在同两位长者的交往中，是他们把自己深深的西部情结注入到我的血液之中。难怪时至今日在我耳边依然不时地响起那深沉的声音：“西部有过辉煌，它必将再铸辉煌。我们这些子孙断不可淡忘西北啊！”那还是斯大林年代，我从前苏联归来后去看望老校长，向他报告我的苏联生活，谈的自然多是苏联，可就在这样氛围的谈话中，他都没有忘记叮嘱我，要多关注西北，多回西北看看，更不能忘记要为西北做点事。说来很惭愧，尽管我对西北诸多依恋，但那时工作很忙。如果不是出差的话，很少有机会回来。虽说心中未敢淡忘西北，但回来看它的次数着实不多，更不要说为它做点什么了。每思及此，都感到对不起两位长者的教诲，心中始终伴随着一种负疚的感觉，并希望来日离休时，能有所补救，以慰两位长者在天之英灵。只是怎么也想不到，时间老人迈的步伐如此飞速，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离休后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的确多了起来，李老和王老的叮嘱时不时地又浮现在脑际。后来我也回过延安，只是老校长早已仙化，不乏人去城空之感，无限怅然。但一个思绪始终牢牢地抓住了我，在今后的余生中，一定要为西北做点什么，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
　　（二）献了青春献白发，白发奉上情更浓
　　1996年的一个夏日，我作为程安东省长的客人来访陕西。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万里碧空，耀眼的阳光像火一般的强烈，把整个机身都照得通红，能够在这个光彩夺目的时光来到这座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访问西安，那年我已67岁。后来省长到我下榻的人民大厦来看我，希望我能为陕西发展提些意见，并说要派田秘书长陪我到陕西各地去走走，没想到这一去竟走了约20天光景，这使我有机会同陕西各界朋友进行了许多深层次的思想撞击。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的学者，我也不时地就各种社会问题坦诚地谈了我的看法，后来我才从田秘书长那里知道，我的那些看法当时就被他们及时整理成文，供省府决策参考。从外地回到西安后，又接受了《陕西日报》的专访，那次访问记被《陕西日报》以《对陕西来说，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著名社会学家田森教授访谈录》为题在显著的地位上发表了，陕西省电视台也播放了对我的专访，自然都产生了一些反响。能够为西部发展多少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心中自有一番暖洋洋的感觉。打那以后，我常到西部来，如上所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离休了。改革开放后，我曾把自己的一些精力投入到民航发展的战略研究上，蒋祝平、刘剑锋和杨元元等同志都对我的此项调研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的热诚和友情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思维的翅膀得以舒展，足以划破空中的各种阻力，展翅翱翔。科学从来是自由思想的花朵，能够无拘无束地去思想，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那该是怎样一种快慰啊！即使由于观点的不同而受到非议时，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冲破巨浪一泻万里的畅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开始品尝着岁月不饶人的苦涩。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时间是生命留在世界上的脚印。如此说来，我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留下了七十八载的脚印，难怪今日迈步越发沉重了，这使我不得不考虑缩小自己的战场。在民航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我打算把自己的关注更集中在西部发展上。我始终相信，上面两位关中好汉说的西部一定会再铸辉煌的预言必将实现。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都来推它一把吧！我深信，待到西部崛起之时，那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之日。
　　这些年来虽然我在国外调研和讲学，但仍经常飞回西部，也交了不少民航的朋友，西北民航局长刘雪松，东航西北公司总经理翟大任，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民航人都成了我可以倾心的友人，同他们在一起纵论西部发展，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年轻了许多。只要生命之火不灭，只要人们还需要我，我就要让晚霞再放光辉，又何愁夕阳近黄昏呢？漫道双鬓尽雪染，而今斗志愈益坚。
　　（三）一颗红心向西部，两难抉择何所畏？
　　近年在国外的调研和讲学生活，使我有机会置身于世界绿色运动之中。不消说，我对祖国生态形势的关注也日甚一日。这不能不使我又平添了几分深深的忧虑。我又怎能不呢？你看，中国西部是大陆主要江河的发源地，也是中部和东部生态的巨大屏障。人们知道，当今中国水土流失面积的60％以上，沙化面积的90％以上均发生在西部。由此可见，西部的生态形势已是何等的严峻，又是何等的脆弱啊！然而为了西部的生存和发展，我们依然不得不继续恶化环境，这又怎能不令人痛彻心脾呢？据报道，当今中国经济的外向依赖度已达40％。常识告诉人们，要开放经济就必须付出资源外流的代价，而面对日益枯竭的资源，为了生存，也只好忍痛继续奉献资源。换言之，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21世纪初中国的水资源已被排在世界百位之后，大约有130多座城市都严重缺水。据2000年的统计，中国的总缺水量已达1600万立方米，每年约损失2400亿元，多么巨大的一笔损失啊！亲爱的朋友，你看西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求生存、求发展的。近年来，陕北发现天然气、石油，本来是件好事，因为它的确为陕西经济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机遇和条件。然而人们在欢欣鼓舞之余，却不能不冷静思考由于许多存在着的低水平资源消耗型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它必将使当地人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又岂止是当地的人民呢？今日西部，几乎每发展一步都要面临两难的抉择。要发展，就要献出资源，要献出资源，环境必然受损。要想维护环境，只有停滞不前，可没有了前进，又何以图存呢？英国绿党中央主席克纳罗一次来看我时曾向我善意地建议，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应当放慢一点才好。可放慢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君不见有的口口声声称中国是战略伙伴的人，内心深处却视我们为敌人，中国若不能加速图强，恐怕连生存的权利早晚都会被这些伪群子暗算掉。焉能不警觉之？客观形势逼着我们，必须学会以最小、最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本领。绝不能走越消耗资源越穷的老路。鉴于西部环境受损已极为严重，它的生存状况也十分脆弱，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尽量多发展低能源消耗、低资源消耗的高科技产业，认真掌握好“度”的艺术，断不可随意逾越环境代价的承受度。只要“度”掌握得体，我们在西部就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总之，在处理使用资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掌握好界限，也就是“度”的艺术。只要把握好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边”在哪里，“底”在何方？也就不会逾越不可逾越的“度”，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可持续的发展。
　　（四）架起更多空中桥梁，大力缩小东西部差距
　　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西北人民要学会念“草木经”，要采用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新方针，以早日恢复大西北的生态平衡。从那时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看来西部的开发依然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特别是这种严重落后引发的已不只是经济问题，且已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焉能不深思之，细察之。大家知道，当年南斯拉夫由于地区差距严重失衡，致使最富有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最贫困的科索沃自治州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其时两者的差距尚不足8倍，双方就都不能承受了，并从而引发了彼此对中央的不满，最后终于导致南斯拉夫的分裂。我们对此务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前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日中国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报道说：“贫富差距主要是财产的差距。根据调查，实际上财产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要大很多。比如房产，最高拥有者20％和最低拥有者20％之间的差距高达60多倍；金融资产方面，67.2％以上的金融资产实际掌握在20％富裕者手里。低收入阶层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也不是太满意。”《人民日报》海外版能如实地披露这则消息，这是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也是对我们自身克服差距有信心的表现，值得赞许。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东西部之间的严重差距呢？从根本上说，不断地提高人口自身素质才是日益缩小差距的关键之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曾提出中国迫切需要第五个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还特地发表了一篇对我的专访，来介绍我的这个观点。2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做的难尽如人意。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假以时间，它需要持续而又细致的工作。一旦西部人口素质大大提高之后，东西部之间的严重差距必将逐步缩小。然而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呢？所以，眼下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来加速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架起一座又一座空中桥梁，令天堑变通途，这就是中国民航人必须面对的光荣而又艰巨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也是中国民航人为大力缩小东西部之间严重差距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只要天堑变成了通途，别说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就是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会由于不断地思想沟通、经济交流和相互往来而逐步缩小的。
　　我非常崇敬大诗人海涅，也常引用他的诗句：“闪电走在雷鸣的前面，思想走在行动的前头。”今天我们就迫切需要大批思想解放的民航人，需要他们拥有符合潮流的思想，需要他们有敢于走在行动前头的勇气。我也喜欢电影《红高粱》里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你朝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多么渴望我们的民航人也挺胸阔步，为我们开辟比九千九百九十九更多的通天大路啊！有了路，还何愁富不起来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又怎么会消除不了呢？我也很喜欢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说的一句常萦绕在我耳际的豪言壮语：“让大大小小的飞机，在西部天空快点飞起来吧！”杨元元不仅说了，更重要的是做了。这些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甚至为了亲临玉树视察兴建机场的实况，他不知在吉普车上颠簸了多少个小时，没有走过那条路的人，是很难想象其艰辛的。难怪这位红军后代出身的部长不怕艰险亲临考察的消息一传开后，青海老百姓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盛况空前，这说明当地群众多么渴望这座机场的早日建成啊！然而有同志对兴建玉树机场也有想法，为此我特地请教了我国的青海通，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黄静波同志，也是早年曾受到毛泽东亲自表扬的延安县县长。他回答得干脆而又利落：“你可知道玉树那里的资源有多么丰富吗？那可是一个宝地啊！更不要说它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在玉树建机场，就等于在中国的边疆又筑起了一架通向世界的空中桥梁！它将带给这个高原地带老百姓的不仅是文明，还有富裕、发达和幸福。”你听，黄老说得有多么好啊！
　　让我们同心协力，把更多的空中桥梁在西部架起来吧！让更多的大大小小飞机穿越秦岭，在祖国西部的上空展翅飞翔吧！
　　（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把西部大开发搞上去
　　为了早日改变东西部贫富日益悬殊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眼下迫切需要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把西部大开发搞上去。换句话说，西部发展由于落后于世界和本国的东部，我们就格外需要把人家拥有的大量资金、先进技术、科学管理模式，特别是一些新的观点尽快引进来，为我所用，以便西部能不用常规而以超越式的发展来开辟自己的未来。说到底，眼下西部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观念。就资金而言,西部迫切需要大力吸引国内外的投资家。尽管西部资金短缺，然而国内其他地方有，国外更有，只要我们为引进外资创造好有利的条件，资金短缺的状况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谁都知道，西部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可为了开采这些资源，我们迫切需要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要到外部去吸引资金和技术，很自然地就凸显了交通运输的重大意义。近悉，国家拟投资2万多亿元修建高速公路，由此亦可见中央高度重视加速西部发展，以缩小东西部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按照这一设想，全国1600多个县，平均每个县都可以分到14亿元，用这样大的一笔钱，就是建设一个很像样的小型机场，也都富富有余了。但这里我想提出讨论的是，把如此巨额的投资用在修建高速公路上，是否科学？因为我们当今的建设水平尚不需要村村县县都修建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只需要有一些低等级的公路也就够用了，万事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知道，修高速公路不仅造价高，费时久，也远不能解决一些地方的燃眉之急。因此这里便出现了一个必须合理分配国家交通建设投资的问题。特别要注意轻重缓急之分，对于一些迫切需要交通运输条件的地方，还是以考虑使用民用航空手段更为合理、节约、适用。更不用说，高速公路占地之多，也是在决定兴建时必须仔细掂量的大问题。过去有人以西部小机场皆亏损为由，因而对兴建小型支线机场支持不够，这是缺乏远见的做法。我们今天的机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比印度还少，这同一个航空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希望有关财政当局在考察这个问题时，不妨把目光放远一点，把算盘打得更精细一点。我们主张不论兴建飞机场也好，高速公路也罢，在分配国家投资方面，必须得当，不宜偏颇，否则终究会为此吞下苦果。只有支持得当，才能真正有利于西部的大发展，有利于以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相关财政部门必须反复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失误，会给西部大开发带来不小的负面效应。
　　为了进一步开放，也为了给引进外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我们需要在西部开辟更多的国际航线。大家知道，仅以西安为中心的外资企业就有3500余家，进出口贸易额颇为可观，如果把旅游市场的需求再考虑进去，现在的确到了非加速西部地区国际航空运输不可的时候了。然而据统计，“十五”期间尽管西北航空国内吞吐量大幅度上升，可国际吞吐量反而下降了约3.5％，这是我们必须下大工夫来改变的格局，我们必须早日把西北国际航空运输发展为西北民航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增长点，为此开辟欧美航线问题也应当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啊！
　　从眼前的实际出发，兴建更多的机场，以满足开发西部需求已变得更为迫切。最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西北民航的规划，颇有些气势。在以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微电子时代，时间有时比金钱价值更高。可以肯定地说，高度重视效率的微电子革命越深入，航空的作用也必然会越发凸显。我们在制定规划时，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我还想就建立小型机场问题再提点想法。在建设机场上，特别是小型支线机场上，我们必须把“安全和实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那种追求豪华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大家知道，泰国有个苏眉机场，每天都要为24次以上的航班服务，但那个机场之简陋，令很多人为之吃惊，它连隔离区都设在露天里。然而由于管理严格，却始终保证了飞机的正常运行。这种崇尚朴素的作风，又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浮躁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社会病，而追逐豪华正是沉浸于浮躁中的一种变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只要确有实用价值，需要时连碎石机场、草坪机场都可以修。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在简易的小型机场上，人员的配备也要一岗多能，绝不可像大机场那样，既要有安检人员又要配备公安局人员，这就大可不必了。而值机、行李人员也要兼任，一个工作人员可以拥有相应的多个工作执照，而候机楼更应重视朴素、实用。它应当是为旅客安全出行，而不是为地方官员的形象工程服务。在兴建小型机场上我们更要重运输设备建设（如跑道、塔楼等）。相对说来，也只好薄待候机楼了。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中国民用飞机制造业同民航运输业之间的矛盾谈点想法。谁都知道，机场是为飞机运行服务的，没有适当的飞机，再好的机场也无用。所以我们的飞机制造业必须考虑到中国相对不发达的西部，它迫切需要一些在简易跑道上就可起飞的飞机，同样也需要一些适用于高原飞行的飞机。谁不认真考虑这一点，谁就不可能很好地为中国民用航空事业服务。
　　购买外国飞机需要缴纳巨税，特别是购买小飞机所上税额更多。中国的这一规定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免税的做法都不同，加之它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发展极为不利且不合理，所以我在多种情况下都发出了不以为然的呼声。我在本文中不得不再一次发出希望有关部门重新考虑这一规定的最强音。众所周知，2005年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已列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当今，中国正在由航空大国向航空强国举步。在这种关键时刻，中国民航界更加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进一步支持。更何况说，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现在必须大力发展支线航空，可小飞机进口所交纳的关税为23％，比大飞机7％的关税还要高出3倍多，你叫那些努力发展支线航空的航空公司如何承担得起呢？再说，这种不合理的税率又何以能体现国家对支线航空的支持呢？请君再思量！
　　为了鼓励航空公司飞支线，民航当局已决定全力推进支线航线补贴，并协同相关的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发挥联动效应，营造开发支线航空市场的良好氛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称道的措施。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希望对开辟支线初期亏损的航空公司不要再征收营业税，以示国家运用税收杠杆对相关事业的扶持。
　　建立开发西部航空基金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把最需要支持的项目搞上去。如对加速西部经济建设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支线航空予以大力支持，对加速培养人才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等，都是基金可以用武之地。把基金工作搞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坦诚地说，大力开发西部、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确面临许多严峻形势，包括比较棘手的生态问题。但我是乐观派，我依然看好西部大开发。难道你不信吗？你看，我们有相对稳定的国际大环境，我们有可以共享的网络世界，我们有布满西部的电信网，我们有比过去增强的环境意识，我们有国内东西部互为市场的特殊格局，我们有那么多年轻的比东部更廉价的壮劳动力，我们今天的现实对外国投资家有更大的吸引力。再有些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较过去均有所改进，而法治和民主乃是当今世界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共同元素。此外我们还拥有越来越多的熟悉外国和东部建设经验的人才，更有日益多的国人都开始认识到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以及其严重的危害性。你看，所有这些因素不是都很有利于加速西部的大开发吗？不是也大大有利于西部民航事业的大发展吗？
　　亲爱的朋友，西部大开发的历史的机遇已经再一次向我们招手，如果再错过这个难逢的时机，我们就将犯下永远不会被历史饶恕的错误。加速行动起来吧，我们时代的西部人！
　　（六）我心依旧
　　近年来饱尝了疾病的折磨，心里的郁结自然不少，只是不知该从何倾吐，更不知生命的列车还能走多远。衰老我并不害怕，早在阅读美国社会学家那本著名的《相约星期二》的作品时，我就接受了他的观点：“衰老并不就是衰败，它是成熟。接近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它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你会因此而活得更好。”是否活得更好，我还不敢说。我只能讲，我依然比较平静地对待面临的一切，做着平常应当做的事情，也不希望有谁用惋惜的目光来看待我，只想在这越发有限的时间里，多少还能再做点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与开发西部有关的事。我很怀念关中的那两位豪杰，觉得有负他们的厚望，愧疚得很。炳公即使在他临终时还忘记不了西部，他为西部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毕生积蓄的2万元人民币统统捐给了家乡的一所小学。如上所述，1996年由于程安东省长的安排，我考察过陕西好些地方，包括能源基地榆林。那里的市长（当时还叫做榆林行政公署专员）还请我为他们担任顾问，可惜我除了写过一两篇宣传榆林的文字外，什么也没有做。我很怕欠账，怕欠任何人的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还清欠西部朋友们所有的账。只要生命的炉火还在燃烧，我就要继续努力为西部再做点什么！　　（2007年1月于伦敦泰晤士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