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第一批到达犯罪现场的人，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会收集各种证据，使用的是激光或红外线仪器。他们都穿着引人注目的制服，掌握的是最先进的高科技。这些不亚于小说中超级英雄的人，就是法医科学家，或者说是当下最为流行的犯罪问题专家。就连美国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CSl），也作为大众代表对他们表示了崇敬之情。
　　名副其实的“花粉侦探”
　　在2003年，数千个花粉粒和一条荨麻带帮助确定了伊恩·亨特利就是杀害索厄姆学校女学生霍莉·韦尔斯和杰茜卡·查普曼的凶手。2002年8月17日，人们在拉肯希思附近的沟里发现了这两个学生部分被烧伤的尸体。法医专家帕特里夏·威尔特希尔发现通往沟边的路上部分荨麻长出了新的侧枝。这些侧枝只有在荨麻被破坏的情况下才会生长。通过实验室对荨麻生长的研究，她弄清楚了荨麻是在13天以前被人踩过的——女学生正是在此之前不久失踪的。威尔特希尔还把从亨特利鞋上和汽车上发现的花粉与从沟边发现的花粉进行了对照，从而发现了以荨麻带花粉为基础的重要证据。
　　威尔特希尔为什么会利用花粉和孢子帮助追捕罪犯呢？因为雄性植物产生大量的花粉，特别是那些靠风传授花粉的植物。例如，荨麻的每个花苞能产生5万—7万粒花粉，而一株大麻会产生2亿粒，一棵松树在50年的生命中能产生3200亿粒花粉。花粉之所以成为威尔特希尔追捕罪犯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因为它到处都有。通过分析疑犯身上花粉的比例，可能的出处、所属作物的品种、了解花粉的分布以及它离源头的距离，法医学家就能描绘出某个特定区域特有的花“指纹”，用它来与疑犯身上发现的花“指纹”进行对照。
　　“精细科学”的实践
　　从根本上说，一名法医科学家的工作内容就是与法律相关的科学的运用，或者如墨西哥刑事科学院的拉斐尔·莫雷诺所定义的那样，法医就是“精细科学”的实践者。法医的工作地点只有犯罪现场。
　　犯罪学家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调查人和动机及其之间的关联。就像被誉为犯罪学之父的法国医生埃德蒙·洛卡尔早在1910年时提出的那样，罪犯总会在现场留下某些调查人员可以捕捉到的物品、痕迹、标志或气味等线索。在法医科学家的行话中，这些痕迹就是某种迹象。当一种迹象被证实与调查案件紧密相关时，就可以顺藤摸瓜，成为证据。一旦与刑事司法过程联系起来，那么这些证据就可以变成法庭上的物证。
　　为了不使现场的迹象受到破坏、污染和丢失，案发现场必须完好保存到法医科学家的工作结束。一个区域一旦被列为“现场”，那么调查人员就会开始严格的肉眼勘查。首先，需要通过照相、录像、绘图、做现场草图以及对现场发现的东西做文字描述等对犯罪现场存档。一些国家的法医还会对现场情况进行扫描，以便把资料数据化，方便日后的虚拟研究。为了不漏过任何一个微小细节，探案人员会将现场按螺旋形、格形或线形进行封锁。
　　对现场勘查完毕后，任何一点迹象都要小心收集起来，分类并贴上标签，然后送交试验室进入下一步深入研究。头发、纤维和含有DNA密码的体液等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每一个装有这些证据的容器都要注明日期，具体时间，属于哪个受害者，发现地点、类型，数目，收集人的姓名以及属于哪类案件等信息。此外，所有参与分析的研究人员都要登记在册，以便发现交叉污染等问题。
　　指纹分析工作更为复杂。如果罪犯在现场触碰了某些带颜色或柔软的物体，就会留下明显的指纹。但是，通常的情况是留在现场的指纹都很隐蔽，也就是说肉眼无法发现。为了找到这些指纹，警方就需要使用一种粉状的化学试剂。
　　由于大部分案件中，罪犯不可能把指纹留在所有物品上，因此对指纹的搜集主要集中在罪犯可能的入口处以及罪犯可能会触碰到的物体或遗弃的物体上，如烟头，口香糖或空的烟盒等。
　　法医的“百宝箱”
　　为了更有效地收集线索，法医都会携带一个装满各种工具的箱子前往现场，箱子里有镊子、钳子、剪刀、刮铲、手电筒、口罩、橡胶手套、收集液体样本的容器，刷子、塑料袋和采集鞋印的模具等，当然还不能忘记收集指纹的化学试剂。一盏发出蓝光的灯和一副橙色眼镜，红外线照射器也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在纺织物或衣物上寻找唾液、血迹或精液等含有DNA信息的痕迹。此外，其他一些基本工具同样重要，如胶带、纸、铅笔，当然还有确定犯罪现场的指南针。
　　最近，航空技术也已应用到犯罪学专家的侦破工作中。美国航天局（NASA)利用激光摄像技术对航天飞机外部遭到的损伤进行勘查，而这一技术也应用到了犯罪现场。NASA的工程师金·巴拉德说：“这一技术有助于快捷准确地对犯罪现场进行拍摄。”
　　真实的工作状态
　　由此看来，与《CSI》或《遇见乔丹》等热门美国电视剧有所不同的是，真实生活中对犯罪现场的研究工作也许要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有时还有可能长达数月。先不说其他方面，单单是DNA的检测工作就需要将近3天时间，但电视剧里不过几分钟。
　　电视剧与真实生活的差别还远不止于此。“认为科学分析就是千真万确，绝对可以相信的看法也是一种谬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美国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痕迹证据室专家马克思·霍克说：“电视剧只告诉观众方法是什么，却没有说什么时候使用。”
　　多伦多大学法医人类学家特蕾西·罗杰斯指出，尽管参与警方调查的法医科学家队伍很庞大，但在很多情况下，这项工作是需要独立完成的。此外，作为一名法医需要具备足够的耐心和在艰苦条件下工作的能力，诸如恶劣环境或与世隔绝的状态中。
　　物证胜于人证
　　罗杰斯认为，“不紧不慢”应该是法医科学家遵循的工作原理；任何一点细小的工作都是整个侦破工作成功或失败的分水岭，而在法庭上，法医科学家所收集的证据比任何目击证人的证词都要有分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高估了物证的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埃德蒙·洛卡尔就作出了如下回答：“不仅是指纹和脚印，还有头发，衣服纤维，破损的玻璃，罪犯遗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的商标，油画上的一道划痕和血迹都能成为无声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不存在因记忆偏差而出现错误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当时环境的刺激或紧张而意识混乱，它们不会成为假证词。只有在发现、分析和对这些证据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人为犯下的错误才能使它们丧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