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冰冻期后，终于开始了复苏的季节。
　　1977年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的观礼台上，人们惊喜地看到了邓小平矍铄的身影，这位73岁的老人在复出时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要亲自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
　　这一年6月，教育部在山西省晋祠宾馆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几经周折，最终决定仍然延续“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
　　8月4日，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
　　就在同一天，在北京饭店，由邓小平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一批著名的学者情绪激烈，慷慨陈词，强烈要求国务院下决心改革制度，恢复高考。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教育部召开了一年内的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在一年里重新召开招生会议。
　　最终，1977年的招生政策确定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距离高考制度的废除整整10年之后，一代人的大学梦终于开始重圆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图书馆、新华书店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尘土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补习班。
　　高考成为整个社会人们最大的关注点。
　　当报名情况统计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吃惊了，570万！被耽误的一代人，整整10年的考生拥挤在考场前，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考试，教育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虽然教育部尽了最大努力，但哪有那么多的纸来印570万考生的试卷呢？教育部请示了中央，最终，中央决定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来印高考试卷。
　　1978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连续几天播放1977年高考的优秀作文，那一年北京地区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在播出的优秀作文里，有一篇明显的文不对题，但文章中流露出的真挚的感情却打动了当时所有阅卷老师，以至于给了最高分。
　　“再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背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爸爸吧。”
　　该文的作者闫阳生回忆说：“看了这个题目，我耳边总想起女儿的哭声。我女儿是在考试前20多天，我30岁生日那天出生的，我感到她给我的命运带来了一个转折，她是跟高考一起来的。”
　　1977年的高考，中国整整10届的学生在一起考试。
　　他们当中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如闫阳生一样，已是一个甚至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了。
　　这一刻，一代人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
　　1977年高考的录取人数是27.3万人，录取比例是29∶1，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据《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