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学问？”这是人类求知史上的一个屡说不衰的话题。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们用自己的实践不断回答着这个问题。日前，当代杰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回到了故乡苏州，向年轻学子们道出了自己的“学问经”。
　　学问，首先要会“问”
　　近日，在苏州大学一间宽敞的会议厅里，数十名大学生与李政道聚集一堂，共同讨论究竟何为“学问”。一位女生问道：“您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请问，您是怎样治学的？您的治学之道对您在物理科学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起了什么作用？”
　　听了她的问题，李政道微微一笑：“这个问题很多年轻人都问过。我的回答很简单：学问，学问，要学‘问’。我们有些同学虽然很用功，但整天背的都是现成的答案，短时间内能勉强应付考试，却不能增加自己的学问。做学问，一定要学会‘问’，自己能提问题，再经过自己的思考想问题，自己求得答案。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创造性思维，才能真正掌握学问，增长学问。”
　　李政道从小就是个爱问的孩子。一次祖父抱着他说起“上帝”的事，李政道好奇地问：“你们都说‘上帝’，‘上帝’在哪儿啊？”祖父回答说：“‘上帝’在天上呀！”李政道又问：“‘上帝’在天上怎么不掉下来？”祖父说：“因为‘上帝’很轻，像空气一样轻，他老跟空气在一起，所以他就不掉下来了。”祖父的回答虽然没有解开李政道的疑惑，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像空气一样轻的东西是不会掉到地上的。后来，李政道识字了，就成了个小“书迷”，整天缠着母亲和哥哥去书店买书。他特别喜欢看《汤姆历险记》、《膨胀的宇宙》之类描写自然界奇特变化的书，脑袋里永远装着问不完的问题。
　　到西南联大读大学后，李政道又成了“好问迷”。他经常到吴大猷老师的家里去求“问”，要他给自己出很难的物理习题。吴老师想要难倒李政道，干脆送给他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要他把全书的习题都做出来。可没想到，不到两星期，李政道就把书上的习题都做出来了。吴老师特别惊讶：“你才学了一年的物理，这本书上的习题要用许多你没有学过的知识来求解，你从哪里学的？”李政道说：“我自己琢磨不出的就去找书看，增加知识后再琢磨。”吴老师听了非常高兴：“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有你这种爱发问、好钻研、善思考的‘疯劲’！”
　　会“问”也要会“学”
　　一个学生这样问道：“我们读书，除了领会、记住书本知识外，脑子里很难产生问题，也没有本事去想问题，更别说要找出问题的解答方法了。您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学会问、学会想问和解问吗？”
　　李政道笑笑说：“提问、想问、解问、答问的本领要靠努力培养。首先是要充分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好奇心可以让你对宇宙万象及其变化都产生浓厚兴趣，可以吸引你去发现问题，探究奥秘。记得1946年我和朱光亚先生同船赴美留学，在船舱里，我手中的一枚别针失手掉到地板上，后来又滚到地上的一张纸上。我觉得很好奇，就开始琢磨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它从地上滚到更高的纸片上的呢？是舱板的移动还是下落时的自由落体作用力呢？我反复琢磨，并用微积分、物理学原理去计算别针掉落滚动的运行轨迹，测算它的各种力学数据。通过思考这个问题，让我的数学、物理学等知识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其次，要培养丰富的想象力。想象
　　力是思维的翅膀，可以扩充我们的思想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再从中分析、比较，帮助我们从纷繁的思绪中逐步理出思想脉络，找到解题的方法。”
　　“同时，扩大知识面对科学工作来说也非常重要。现在的学科分科越来越细，这是科学研究分工细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只注重学科内知识的钻研积累是不够的，应该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获得各种知识的过程和原则是一致的，不同学科之间始终存在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实际上就是学科之间交集的结果。”
　　李政道的主业虽然是研究物理学，可他对生物、化学、天文、地理以及文化、艺术、史学、考古等都有非常大的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学科对自己从事物理学研究很有好处。多年前，他就曾通过一个物理学者的眼光，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公元前13世纪时关于发现新星的记载。
　　做学问要坚持科学精神
　　一位法学专业的学生问道：“我在做学问时往往是设问很多、很高，却难以找到答案。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办？”
　　李政道回答说：“想问题必须要有科学精神。我们提倡多问、多想，不是随心所欲或离奇荒谬的乱想，而是要以科学原则为指导，提有意义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总是要从已知探究未知，最终获得新知。提问题，想问题，要从现有科学基础出发，用现有科学知识规律去解析、探究、论证，去寻找新的结论。当然，在做学问时，有些问题也可能是完全合理、有意义的，但一时确实难以求得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还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程度，这就需要我们有长期奋斗的准备。例如现在物理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暗物质、暗能量等问题，目前还难以解释，但我们相信，经过科学家的长期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
　　天才、勤奋、机遇缺一不可
　　一个男生问道：“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天才、勤奋和机遇三方面的因素，这三者中哪个更重要？”
　　李政道回答说：“对于你说的天才，我的理解就是人的天赋，这种天赋每个人都有。所谓天赋就是说他对某个领域比较敏感，有较强的反应、理解、实践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超过常人。人有天才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不进行刻苦的学习锻炼，不勤奋研究实践，天才恐怕也难以发挥。对做学问、搞研究的人来说，勤奋尤其重要，天才和勤奋是获得优异成绩的两大主导因素。”
　　“赵忠尧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时，曾通过多项开创性实验率先发现了正电子。这项伟大的发现理应获得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评委会在发布对正电子发现成果的授奖名单时，宣布的却不是赵忠尧的名字，而是在赵忠尧之后进行实验的另一个美国物理学者。这件事在物理学界引起很大争论，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物理学家更为赵忠尧先生鸣不平。五十年后，我曾向参加此次评选的一位科学家询问为什么没能给赵忠尧授奖，他说因为赵忠尧是中国人，而当时西方对中国人的态度普遍是歧视的，认为中国不可能有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后来还有两个美国物理学者用赵忠尧的方法重复做实验，取得的数据同赵忠尧的并不一致。但实际上，是因为这两位学者在做实验时出现了错误才导致数据有异，而当时评委中的偏见和误会则使赵忠尧失去了获奖的机会。”
　　“我的物理生涯也有一个‘机遇’问题。1946年，我中断在浙大的学习后，转而投奔西南联大。正是因为遇到了热心的吴大猷老师，才使我有机会在西南联大就读，并获得了之后赴美留学的机会。如果没有吴老师，我今天走的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 总之，一个人要成功，主导作用是才干和勤奋，但机遇也有很大的作用。”
　　李政道其人
　　李政道（1926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抗战时期在国立浙江大学（当时在贵州省）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来也没忘记过。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可书不但一本都没有丢，反而一次比一次更多了。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破格录取。 3年后，他又因为“有特殊见解和成就”而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誉为“神童博士”。1950—1951年，李政道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51—1953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196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1963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解开了θ－τ之谜——就是著名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并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访问讲学。1980年以来，在他的发起下，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纷纷开始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政道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博士后制度，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所有这些建议都一一得到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真诚地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捐出了自己的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让中国科学事业后继有人，李政道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