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星耀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回应了飞院2006年早些时候为解决发展资金困扰，而作出的允许民营企业、包括外资参与投资扩大培训规模的决定。据悉，飞院将用这笔资金采购60架赛斯纳172初级教练机（产权归属飞院）。双方约定，以10年为限，逐年还本付息。此举标志着以政府投资为主，辅以吸纳民资培养民航飞行员的新型引资模式在飞院已经形成。
　　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功勋飞行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院长郑孝雍。
　　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大势所趋
　　“当学校的培训能力不能满足民航新的发展形势，而进一步发展所需资金又得不到有效补充时，开辟新的资金渠道就势在必行。”郑孝雍校长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地道出了飞院与“星耀高科”合作的起因。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担当中国民航飞行员培养绝对主力的飞院，正面临着建校50年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2006年，飞院计划完成14万小时的飞行训练任务，但受制于资金问题，教练机引进推迟了近半年，结果到目前，全校只完成11万多小时的飞行训练量。而2000年以前，学校年飞行量仅为4万—5万小时。
　　按中国民航业目前每年以12%至14%的增长速度计算，中国民航每年需要新增飞行员2500名左右。虽然，近年来一些高校和国外培训机构介入了中国的民航飞行员培养领域，但均受到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和办学经验等制约，因而中国民航每年所需飞行员的缺口仍旧在1000名左右。
　　尽管民航快速发展对飞行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近年来，飞院在争取、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却没有大的突破。“十五”期间，飞院通过政府投资和学校自筹两个渠道，解决的发展资金超过10亿元之巨，而这当中，超过80%的建设投资是来自飞院多年的办学积累。“十一五”期间，民航总局为打破制约民航发展的人才瓶颈，在编制预算时，加大了对飞院的投资力度，但面对各航空企业比“十五”期间更大的飞行员需求和飞院自身发展需要，飞院所需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
　　正是基于发展资金的困扰，飞院在今年早些时候作出了允许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以多种形式参与民航飞行员培训投资的决定。郑孝雍说，在国外，民营资本投入民航飞行员培养已经有很多的例子，而且十分成功，但在中国，因其高额的培训费等客观条件限制，民航飞行员培训业的发展一直依靠政府投资和收取部分培训费来维持，因而始终没有迈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的步伐。在这种单一的政府投资机制下，一旦发展所需资金得不到有效保证，或不能满足需要，发展便受到制约。 他说，事实上，民航总局一直希望、鼓励各种成分的资本参与民航飞行员培训投资。近年来，一些民资进入民航飞行员培训业后，总局十分关注，并在政策方面给予了投资者大力支持。允许、吸引民营企业，包括外资参与飞行员培训合作，是飞院建设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
　　——发展的新动力
　　在谈到允许、吸引民营企业投资，飞院希望达到的目标愿景时，郑孝雍首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2300架飞机。如果按1：8配置机组，每架飞机需要16名飞行员，那么，未来20年内，中国职业飞行员的总数应当达到36000多名，其中，仅培训这一项潜在的市场价值就将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他说，虽然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有“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精辟阐述，但人类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对于一所跨入21世纪的大学来说，现代化、信息化的综合办学设施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现代化、信息化的办学条件和设施，远离中心城市的飞院又何以“筑巢引凤”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再则，面向“十一五”，飞院党委提出了“有特色、入主流、上水平”的新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保持传统办学优势外，“多科型”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此，就当前而言，飞院要在建设民航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有更大的作为，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学科建设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仍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他说，尽管“十一五”期间飞院已得到了民航总局比“十五”期间更大的支持，但面对发展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资金不足依然是制约飞院发展的“瓶颈”。因此，飞院必须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影响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在有利于办学条件改善，有利于充分体现教职工利益的基础上，主动走联合、共享、开门办学的发展道路，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纳、吸引各方资金，拓展飞院的发展空间。
　　郑孝雍透露，与“星耀高科”的合作，仅仅是飞院在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方面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飞院还将采取多种形式的投融资合作，吸引各方资金，使飞院的巨额不动产在中国民航建设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喜与忧
　　谈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的政策支持、法规依据和民营资本、外资以何种方式进入、进入之后怎样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会不会出现“烂尾”工程等一系列问题时，郑孝雍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
　　他告诉记者，“星耀高科”之所以愿意为飞院发展投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该公司董事长邓斌有一段很深的飞院情结。邓斌于2003年和2005年在飞院学习飞行驾驶技术，并获得商用驾驶执照，完成学业后，为满足飞行爱好，他于今年早些时候斥资4000多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架“奖状”公务机。从学习飞行驾驶开始了解飞院，到支持飞院的发展，这其中可谓是“谆谆师者恩、拳拳学子心”的深刻注解。
　　郑孝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对民航需求的增长，看好并投资民航业的民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并不是所有民资、外资都能和邓斌一样关注、了解和看好中国民航教育事业的发展。因而，上述疑问如不能很好地解决，民资、外资对民航飞行员培训业这块蛋糕总会产生一些望而却步的顾虑——既想在参与中获得投资回报，又担心投进去后“爬”不出来。
　　在郑孝雍看来，飞院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让“星耀高科”吃到了民资渗入国有主流民航飞行员培训领域的第一只螃蟹。如果国家能尽快配以相关方面的政策支持，那么，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优化民航飞行员培训业发展环境，而且还将加快通用航空消费需求的市场化程度，让潜在的、巨大的通用航空市场催生出繁荣的通用航空产业。
　　郑孝雍说，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是大势所趋，当然，民航安全更是十分敏感的话题，这就需要政府继续吸引、鼓励民资参与的同时，培训机构和投资者必须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安全与质量、安全与稳定和效益的关系。否则，一旦某个中间环节出了差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既是困扰民航飞行员培训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因素，也是应该引起关注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他指出，民航和国内现有飞行员培训机构应该严格按照CCAR-141部规范运行和管理，同时加强自身机制建设，这样才能让健康的投融资体制，推动中国民航飞行员培训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