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并不是完全的逢听必涨,而是逢涨必听。”1月6日，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做客城市管理广播时，对于市民关心的听证会制度作出这样的表态（《新京报》1月7日）。
　　听证会制度经过了最初的热捧，慢慢演变成了“逢听必涨”的现实，听证代表的意见对政策制定产生不了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导致公众对流于形式的听证会产生了排斥情绪。有关部门领导说：“听证会并不是完全的逢听必涨，”并举“代表都赞成北京对公园门票涨价，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公园门票的价格并没有出台”的例子来证明。代表都赞成涨价，为什么不涨？这不是不尊重听证代表的意见吗？已经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因素，开这个听证会的意义又何在？实际上，这个例子更是从侧面证明了现在的听证会制度已经流于形式。
　　有关部门强调听证会是“逢涨必听”，而不是“逢听必涨”。实事求是地说，“逢涨必听”是对程序的尊重，值得肯定。但是，预设了一个“涨”的前提，听的结果就只是什么时候涨，涨多少的问题了，“逢听必涨”不就是“逢涨必听”带来的必然结果吗？因此问题的实质不仅仅在于程序，更在于真正吸纳各方利益和意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在于对听证代表意见的实质尊重，真正让听证会制度发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私权的作用，真正成为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公共活动多元化与民主化的“润滑剂”。
　　公众对听证会制度形成“逢听必涨”的看法，来自于长期的观察和实践积累，有关部门不应简单地用“逢涨必听”来纠正公众对听证会制度的“误解”，而要对听证会制度进行改革，用实际的努力来改变公众的印象。
　　谁来主持听证会？这是首先要改的，我国的听证会多由有价格管制权的部门来主持，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价格管理部门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自己给自己案件先判后审，当然会流于形式。根据国际惯例，听证会一般由立法机关的相关委员会来主持，以便于直接与立法对接，充分体现听证的权威性。在我国可以由人大的相关委员会，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来主持听证会，再向政府提供建议。听证会听什么？这是我国听证会制度第二个需要改变的。我国的听证内容往往被人为地预先划定，往往是孤立地就价格论价格，局限在了价格的浮动范围上。现代社会，我们应该相信草根阶层的智慧，不要使听证会变成一场毫无吸引力的简单智力游戏，而应该把更宏大的背景和改革建议纳入到听证会的范围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使改革获得通盘思考的机会。谁来参加听证会和怎么进行听证会？虽然有关部门强调“没有一个代表是我们指定的”，但公众还是不放心，我们何不学习一下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媒体上公布听证会的时间、地点、议题和规则，接受公民自愿报名呢？听证的时候，整个过程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公开，公众的担心不就自然解开了吗？
　　有了听证会，固然是一个进步，但要认识到这仅仅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不断完善听证会制度。